明成祖的积极开拓

明太祖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曾对分封制度作过改革，削弱诸王的政治权力，而加强其军事权力。诸王在原则上不得过问地方民政事务，但却可以统兵，拥有一支3000人至近2万人的卫护兵，并可监控封地内都司卫所的守镇兵，以屏藩王室。结果事与愿违，酿成尾大不掉之势。洪武三十一年（1398）明太祖去世，由年幼的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改元建文，是为明惠帝。他针对诸王势大难制的问题，与大臣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策划削藩。到建文元年（1399）六月，已先后削废五个藩王，接着准备对实力雄厚的燕王朱棣开刀。燕王遂以反对朝中奸臣破坏祖制为借口，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在其封地北平（今北京）起兵“靖难”。经过四年的战争，燕军攻入南京。宫中火起，明惠帝不知所终。朱棣即帝位，改元永乐，是为明成祖。

明成祖即位后，面对淮河以北土地大片荒芜，许多农民流离失所的状况，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他派遣大批官员，分赴各地，招抚流民，开垦荒地，宣布“逃民复业者，积年所负粮刍，悉与蠲免”,“新垦田地，停征其税”。并继续移民屯垦，恤贫赈灾，兴修水利，使社会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在这个基础上，他施展雄才大略，把明太祖奠定的基业推向了高峰。

明成祖即位后，便酝酿迁都北平。因为北平是他的“肇基”之地，而且临中夏而控北荒，便于就近对付北元蒙古势力的侵扰，便于对北方边疆的开拓。永乐元年（1403），他下令以北平为陪都，改名北京。以后数次北巡皆驻跸北京，并在北京设立“行在”六部、后军都督府、都察院，将决策和军事、行政、监察系统逐渐北移。与此同时，又疏浚会通河，开通漕运，使南粮得以北运，保障北京的粮食供应。永乐十五年（1417）六月，动工营建北京宫殿、城池，永乐十八年（1420）十二月完工。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以南京为陪都，形成了北、南两京制度。

明成祖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继续强化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他自藩王起兵夺取帝位，深知诸王尾大不掉之危害。即位之后，先是以维护祖制的名义，恢复已被削废的旧爵。接着，将封地在长城沿线、拥兵较多的塞王内迁，取消其驭将统兵之权，并制定严厉的“藩禁”，一旦藩王违禁，即削其护卫，或废其爵位。此后，诸王的护卫人数大减，也不再拥有节制地方守镇兵的权力，而成为坐食禄米的皇族地主。

为了便于皇权的运作，明成祖建立了咨询议政的内阁。明太祖废除丞相后，日理万机，极为繁忙，曾于洪武十三年（1380）设立四辅官以佐理政务。四辅官都由来自乡间的老儒充任，他们淳朴无他长，起不到佐理政务的作用，仅过了一年多时间便被废除。洪武十五年（1382），又设置殿阁大学士，以翰林院官充任，为皇帝“咨询道理，商榷政务，评骘经史”，另外任用一些翰林院官协助处理章奏。这种将顾问与平章政事分离的办法，虽可防止皇权的旁落，却限制了大学士的辅政功能。明成祖即位后，从翰林院中特简解缙、胡广、杨荣等七人入直文渊阁，既充当顾问，又参预机务，即平驳章奏，“阁臣之预务自此始”，内阁制度正式建立。不过，这时的殿阁大学士还只是兼衔，他们的正式职务仍是翰林院官，品秩也不超过五品，而且“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这种内阁不是法定的最高行政机构。

为了加强对臣民的监视，打击政敌，明成祖在锦衣卫之外，又添设另一由宦官统领的特务机构——东厂，与锦衣卫合称厂卫，并恢复洪武末年已废除的锦衣卫“诏狱”。后来，成化、正德年间，还分别设立由宦官统辖的西厂和内行厂。

明成祖继承明太祖的未竟之志，致力于发展和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事业。在北方，以元顺帝为首的蒙古势力从大都退往漠北以后，仍保留着元朝的统治机构，史称北元。经过明军的屡次打击，加上内部的纷争，至洪武末年分裂为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部。游牧于漠北东部和辽东边外的兀良哈归附明朝，明廷设朵颜、泰宁、福余三个羁縻卫所，任命兀良哈部的首领统之。游牧于漠北和漠南地区的东蒙古鞑靼和游牧于漠西地区的西蒙古瓦剌部仍然妄想复辟元朝的统治，继续与明朝为敌。明成祖采取太祖制定的“德威兼施”政策，一面积极加强防御，一面又不时遣使进行招抚。瓦剌部接受招抚，明成祖分别敕封其首领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为顺宁王、贤义王和安乐王。但鞑靼拒不归附，执杀明朝使臣，驱兵掩袭兀良哈。永乐七年（1409），明成祖命“靖难”功臣丘福北征鞑靼。丘福轻敌冒进，全军覆没。明成祖大怒，第二年亲率50万大军出征，在斡难河（今鄂嫩河）上大败鞑靼军。鞑靼可汗西逃瓦剌，后被瓦剌所杀。鞑靼知院阿鲁台称臣纳贡，明成祖封他为和宁王。鞑靼败后，瓦剌势力复盛，顺宁王马哈木日渐骄横，不时南下骚扰。永乐十二年（1414），明成祖第二次北征，击败马哈木的军队。但鞑靼再度强大，对明朝构成威胁。明成祖又三次亲征漠北，鞑靼军队采取避战远走的对策，使明军无功而返。在永乐二十二年（1424）第五次北征的归途中，明成祖病逝于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西北）。明成祖的五次亲征，虽然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特别是后三次北征皆无功而返，却有力地打击了鞑靼和瓦剌的侵扰活动，迫使他们与明廷保持臣属关系，暂时保障北部边境的安宁。

明成祖还积极经营东北和西北。在东北，永乐初年，他相继派人前往黑龙江下游的奴儿干地区，招抚了女真、吉列迷、苦夷、达斡尔等以渔猎为生的少数民族，设置一批羁縻卫所。永乐七年（1409），下诏在黑龙江出海口附近的特林设立奴尔干都指挥使司，管辖西至斡难河、北抵外兴安岭、东越海直至苦夷（今库页岛）的大片地区。都司设有元帅府和各级衙署，派有官吏，驻有护印军队，负责管理所辖卫所的军民，征收贡赋。明廷还在元朝驿站的基础上，开通四条驿站线，其中的一条主干线从奴尔干都城经过辽东直达北京。明成祖多次派宦官亦失哈巡视奴儿干。永乐十一年（1413），亦失哈第二次巡视时，在特林建造永宁寺，并立碑记述都司建立的经过及其巡视的情况。在西北，洪武时期曾多次派兵西进，在嘉峪关下的安定、阿端、曲先、罕东等处设置羁縻卫所，至洪武二十一年（1391）攻克哈密。新疆的大部分地区在元代受到察哈台汗国控制，到明初察哈台汗国事实上已经瓦解，处于分裂割据状态。明成祖即位后，遣使招抚哈密王安克帖木儿，封为忠顺王。后来，安克帖木儿被鞑靼派人毒死，明成祖将其侄、已在明朝任职的脱脱送回袭爵，继而于永乐四年（1406）在哈密设卫，以忠顺王部下担任指挥、千户、百户等职，并派汉人协助忠顺王理政。后来，明廷以哈密为据点，又招至别失八里等部，进一步加强对西域的控制。同时派李达、陈诚等出使西域各地，以促进中原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此外，在哈密建卫的前后，明成祖还先后建立赤斤蒙古、沙州等羁縻卫所，连同安定、曲先、阿端、罕东、哈密等卫合称关西七卫。关西七卫的建立，大大加强了西北的防御力量，对维护西北边疆的统一，防御蒙古贵族的侵扰，具有重大的意义。

西南地区，洪武年间已实现统一，明太祖沿用历代王朝“因俗而治”的政策，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立一些土司，任命少数民族头领为土官，“使之附辑诸蛮，谨守疆土，修职贡，供征调，无相携贰”。明成祖继续加强对西南的管辖。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思南、思州的土司互相仇杀，明成祖在平定战乱之后，乘机铲除这两个土司的势力，设立贵州布政使司，下辖四府八州，直接归属中央政府管辖。

青藏地区是藏族的聚居区，洪武年间也已归附明朝。明太祖下诏设置乌斯藏和朵甘思两个都指挥使司，同时敕封藏传佛教各派首领为大国师、国师，利用藏族僧俗贵族进行统治。明成祖进一步提高藏传佛教领袖的官爵封号，敕封噶举派首领哈立麻为大宝法王，萨迦派首领昆泽思巴为大乘法王。还两次邀请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入京讲经说法，宗喀巴命弟子释迦也失入京朝贡，被封为灌顶大国师。后来，释迦也失在宣德年间还被封为大慈法王。西藏三大法王的体制至此正式确立。此外，明成祖还敕封一些较有影响的藏传佛教首领为赞善王、护教王、辅教王、阐教王、阐化王，其地位略低于大法王，而高于大国师和国师。明朝通过对各派宗教领袖的敕封，有力地加强了对藏区的管理。明太祖时，曾在藏区沿边设立多个茶马司，与藏族开展茶马贸易。永乐时，还开通自雅州（今四川康定）至乌斯藏的驿道，以促进与藏区的茶马贸易和经济文化交流。

明成祖还加强对南海诸岛包括西沙、东沙、中沙和南沙诸群岛的经营和管理。我国很早就对这些岛屿进行勘查和经营。郑和率领庞大的舰队下西洋，都对所经的南海岛屿进行反复的勘查，并对一些岛屿进行命名。如将西沙群岛的西部岛群命名为“永乐群岛”，将南沙群岛中较大的一个岛屿命名为“景弘岛”（郑和副使王景弘的名字），另一个岛屿命名为“马欢岛”（郑和译员马欢的名字），还有一个较大的岛屿命名为“费信岛”（郑和幕僚费信的名字），并将南沙群岛中的一群岛礁命名为“郑和群礁”。这些命名，是明朝在那里行使主权、进行管理的有力证据。

明成祖最伟大的壮举，是派遣郑和下西洋。明朝建立后，明太祖吸取元朝四出用兵、损害与周边各国友好关系的教训，采取“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的睦邻外交政策，郑重告谕各部大臣：“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洪武年间，明太祖先后遣使30次，访问周边的12个国家，有17个国家先后遣使135次访问中国。明朝与周边国家的外交活动中，“贡赐”贸易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所谓贡赐，就是外国使臣以“朝贡”的名义向明廷进献贡物，明廷按照“薄来厚往”的原则，给予多于贡物的赏赐。这既是政治上的外交活动，又是经济上的贸易活动。为了管理海外贸易，明太祖先在太仓黄渡（今上海嘉定区南）设市舶司，洪武三年（1370）废除，改设明州（今浙江宁波）、泉州、广州三个市舶司，洪武七年（1374）复皆停罢。由于担心流亡海上的原方国珍、张士诚旧部与倭寇互相勾结，危及明朝的统治，洪武四年（1371）下令实行“海禁”,“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这样，海外贸易仅剩下官方的贡赐贸易一条渠道。明成祖即位后，继续实行海禁政策，但又恢复明州、泉州、广州三市舶司，对海外各国敞开国门，欢迎各国入明朝贡，宣布：“诸蕃国遣使来朝，一皆遇之以诚，其以土物来市易者，悉听其便。”并派遣郑和下西洋，大力发展同亚非国家的友好交往与经济文化交流。

郑和原姓马，云南昆明州（今云南晋宁）人，回族，世代信奉伊斯兰教。明军攻入云南时，他被俘受阉入宫，至燕王府随侍燕王，又随宫内的宦官信奉佛教。靖难之役中，屡立战功，被赐姓郑。明成祖即位后，提升他为内官监太监，让他率领庞大的使团出访西洋各国。明代以婆罗洲（今加里曼丹岛）的文莱为界，称文莱以东为东洋，文莱以西为西洋。郑和率领使团，从永乐三年（1405）到宣德八年（1433），先后七次出使西洋。第一次远航，有大小船只208艘，装载27800余人，其中有大中型宝船63艘。大型宝船长44丈4尺（合140.75米）、阔18丈（合57米），有9桅12帆，“体势巍然，巨无与敌，篷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船只。郑和船队遍历南洋群岛诸国，到达中南半岛、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等30多个国家，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每到一地，郑和首先向当地国王或首领宣读大明皇帝的敕谕，呼吁他们“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接着，赠送中国历书和金银、文绮、彩绢等礼品，邀请他们到中国访问。然后用丝绸、瓷器、铁器、铜钱等，与当地商人交换番香、胡椒、苏木、象牙、宝石、珍珠、珊瑚等土特产。郑和下西洋归来，“所奉献及互市采取未名之宝，以巨万计”，获得巨额的利润，成为当时“国用不绌”的一个重要因素。郑和下西洋后，亚非许多国家纷纷遣使来华访问及贸易。据不完全统计，永乐年间共有60多个国家的国王或使臣245次访问中国，其中浡泥（在今北加里曼丹岛）、满剌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尼八剌（今尼泊尔）、苏禄（今菲律宾苏禄群岛）、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六国先后有八位国王九次到中国访问。郑和下西洋以后，中国沿海居民前往南洋的人数也日益增多，不少人侨居海外，对南洋的开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郑和下西洋的活动，扩大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和平交往，发展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