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民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1．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和国体设计

中国共产党是在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由一些马列主义著作学习小组联合组建成立的。1921年建党时只有五十几名党员，在理论和政治上尚不成熟，在许多政治议题上完全接受苏联共产党的观点和提法。1922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明确主张“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中共中央统战部，1991: 18）。基本立场之一是接受了苏联的“民族”理论，承认中国的汉满蒙回藏等群体都是“民族”，各民族一律平等；基本立场之二是中国的国体设计采用苏联模式，即“民族自治共和国加联邦制”。

在这样的“民族”观和国体思路指导下，中共中央在一系列对外宣言和内部文件中积极鼓励中国各少数族群开展“民族自决”与“独立建国”活动。如1928年10月《中共中央致内蒙特支指示信》中强调：“我们应当积极领导，并作广大的 ‘民族独立’宣传以唤起内蒙民族的独立运动，同时应以 ‘民族平等’的口号唤起汉人对内蒙民族的同情与帮助”（中共中央统战部，1991: 91）。1930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工作计划大纲》提出，“内蒙建立蒙汉工农牧民自己的国家，象外蒙的民族独立的平民共和国，内蒙的加入外蒙与否，加入苏维埃的中国联邦与否，完全由内蒙民众自决”（中共中央统战部，1991: 138）。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宣布：“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中共中央统战部，1991: 166）。1935年《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中提出“凡属回族的区域，由回民建立独立自主的政权，解决一切政治、经济、宗教、习惯、道德、教育以及其他的一切事情，凡属回民占少数的区域，亦以区乡村为单位，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上，回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建立回民自治的政府”（中共中央统战部，1991: 367）。1936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总政治部指示》提到，“我们对回民的基本口号应当是回民自决，回民自治，成立回民自己的政府和回族人民共和国”（中共中央统战部，1991: 384）。

2.1929年的“保卫苏联”

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工人没有祖国”（马克思、恩格斯，1848: 487），要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应当以各民族的工人兄弟联盟来对抗各民族的资产阶级兄弟联盟”（马克思、恩格斯，1847: 412）。马克思指出，在欧洲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统治、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政治大格局下，任何“民族主义”的宣传都成为分化和破坏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手段，“阶级的统治已经不能拿民族的外衣来掩盖了”（马克思，1871: 383）。“各国的资产阶级虽然在世界市场上互相冲突和竞争，但总是联合起来反对各国的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1847: 409）因此，在正统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远远凌驾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之上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最高利益。同时从组织体系上讲，作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中国共产党必须听从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的指令。

1917年“十月革命”后成立的苏维埃政府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声明废除沙俄同中国政府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一切特权，放弃沙俄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的权益。这一宣言曾经给饱受列强欺凌的中国各界人士留下非常好的印象。但是宣言与行动毕竟是两回事，中国人很快就从振奋转变为失望。1922年苏军进入外蒙古驱除中国驻军，1924年在苏军保护下外蒙古“独立”建国，这使中国社会各界再次把苏联列入“帝国主义列强”行列，而一再表态支持苏联的中国共产党，也很容易被戴上“苏俄走狗”的卖国帽子。另外一个引起国人普遍反感的事件，即是发生在东北的“中东路事件”。

一直由苏联当局管理和控制的东北中东铁路，实际上是个“国中之国”，苏联铁路管理局与中国东北政府之间产生了许多矛盾。1929年初，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政府因中东路与苏联发生一起大规模武装冲突即“中东路事件”。冲突持续近5个月，双方动用兵力超过20万，使用了重炮、坦克、飞机和军舰等重型装备，成为中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冲突。

1929年7月1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表《关于中东路事件的呼吁》，提出“为保卫苏联而前进”的口号，要求中国共产党支持苏联。之前的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曾把“保卫苏联”作为各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基本任务，提出各国无产阶级“有义务促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并用一切方法保卫苏联不受资本列强的侵犯”。这实际上是斯大林和苏联利用意识形态号召力来维护本国利益的非常自私的做法。1929年11月26日，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李立三在中共江苏省“二大”第九次会议上宣称：“反对进攻苏联和保卫苏联的任务，中央已经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即将是全国的武装暴动。”12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武装保卫苏联的第60号通告，标题即是“执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实际策略就是全国的武装暴动”，提出为武装保卫苏联，要在城市举行总同盟罢工和武装暴动，农民运动要向城市发展和红军攻占大城市，等等。当时全国各界人士群情激昂，一致支持张学良努力收回沙俄侵略中国的产物之一中东铁路，认为这是维护国家主权、取消外国势力在华特权的爱国行动。因此，中国共产党要求党员破坏东北军的军事行动、红军政治部提出“武装保卫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这一口号，给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心目中的形象和威信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尽管当时中共内部有些领导人如毛泽东并不赞成这一口号，但是这一负面影响仍然延续了很长时间。

南京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曾一度采取“不抵抗”政策，蒋介石提出“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在对日避让的同时全力“剿共”，被全国各界人士痛骂。“国民政府这种自外于民族主义潮流的做法，终于重新煽起三一八惨案后渐趋式微的学生民族主义”（沈松侨，2002）。东北流亡学生的一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催得无数国民潸然泪下，也使东北军、西北军将士因被迫执行“不抵抗”政策而充满悲愤，这便是“西安事变”的民意基础。全面抗战爆发后，尽管国民政府有不少将领殉国，川军、滇军和赴缅远征军等部队作战十分英勇惨烈，但大多数战役通常是“众不敌寡”，以失败告终，还有部分将领在前线避战逃跑，后方的政府风气腐败，甚至出现上百万军队成建制投降日本组成“伪军”的现象，国民党重要领袖之一的汪精卫公开投日并组建“伪政府”，这些都使广大国民对国民党政权感到非常失望。

与之相比，为了争取共同抗日，1937年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摈弃前嫌，促成事变和平解决，建立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红军战士取下红五星帽徽，戴上国军帽徽，编入国军系列对日作战，八路军在平型关和百团大战等战役中打击了日军气焰。在国共两方面抗战态度的对比之下，全国的爱国志士与青年开始把延安作为抗战“圣地”, “无数青年知识分子怀抱抗日救国之壮志，艰苦跋涉，奔赴延安，充分说明了在当时许多人的心目中，中共远比国民党更有资格充当中国民族的捍卫者”（沈松侨，2002）。中国共产党在“中东路事件”中留下的负面形象转变为积极爱国的正面形象。面对国家存亡的民族大义，任何政党领袖、军官士兵、教授学者、青年学生都必须明确自己的立场，或者成为爱国者，或者成为卖国贼，没有任何中间立场。不爱国，就必然被亿万国民所唾弃。

3．长征前后中国共产党在建立少数族群政权方面的实践

1927年国共破裂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根据地初创的红色政权面临军事围剿压力。为了保存革命和夺权斗争的需要，中国共产党更加频繁地宣布支持蒙、藏、回等“民族”自决，一再提出“建立联邦制”的口号。由于当时国内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对比悬殊，效仿十月革命前后俄国布尔什维克发动革命和赢得内战的策略，鼓励中国各少数族群争取“民族自决”，倡导在中国建立“联邦制”，以此减弱国民党政府军对苏区的军事压力，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当时严峻形势下的一个理性的策略选择。

中国共产党在江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宣布支持各少数族群的“民族自决”和“独立建国”，红军开始长征后积极实践这一主张。红军各部队在长征途经的少数族群地区积极建立自治政权，例如，1935年先后成立彝汉人民联合的大凉山冕宁县革命委员会和茂县羌族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绰斯甲藏民苏维埃，泰宁博巴政府，绥靖回民苏维埃政府，格勒德沙共和国（藏族），波巴依得瓦共和国（藏族）等。1936年10月成立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金炳镐、王铁志，2002: 265-266），这些少数族群政权的建立即是中国共产党民族问题政治纲领的实践。

对于为什么要支持少数族群“自治”和“独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刘少奇在1937年10月曾加以说明：“倘若中国政府不执行上述的政策，赞助各少数民族的独立与自治，而日本帝国主义反用赞助各少数民族的独立自治去欺骗，这是很危险的。这要使少数民族中的一部分感觉日本政府比中国政府和汉人要好，在日本的欺骗之下向中国要求独立，反对中国。要免去这个危险，只有中国政府更在实际政策上去赞助少数民族的独立自治，然后才能揭破日本帝国主义的欺骗。少数民族的独立自治，并不可怕，因为他们独立自治后还可以与中国联合起来共同去反对日寇。可怕的是少数民族在日寇的欺骗和利用之下来反对中国与汉人。错误危险的主张与政策是中国政府至今还反对少数民族的独立自治。这是实际帮助日寇欺骗少数民族的主张与政策。”（中共中央统战部，1991: 564）

以上这段话中的逻辑是很清楚的：日寇用支持少数族群独立自治来挑拨他们与中国政府与汉人的关系，应对的策略就是比日本人更积极地赞助支持少数族群独立自治。那么，当日本人鼓励察哈尔的德王建立“蒙古自治政府”并全力支持时，与日本人相比，中国政府怎样才可以“更在实际政策上去赞助”德王的独立自治呢？假如那样，华北将会是怎样一个局面？在1937年8月13日至11月12日淞沪会战、9月11日至11月8日太原会战中，民国政府都投入了巨大兵力，但均告失败。在抗战的这一艰苦时期，坐镇南京指挥全局的蒋介石的心情与身处后方延安的刘少奇的心情，以及他们各自面对的难题显然是很不一样的。

4.1935～1945年期间，逐步从主张联邦制改为主张民族区域自治

自1935年10月转移到陕北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对内蒙古、甘肃、宁夏等边疆地区的历史与现实族群关系有了更多的感性认识，对国家体制（联邦制）的提法开始逐步有所转变。

1940年4月，《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详细论及日本鼓动西北回族建立“大回回国”的宣传和行动（中共中央统战部，1991: 650-651），不再提“回民建立自己独立的国家”，转而强调“回族在政治上应与汉族享有平等的权利。……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允许回族有管理自己事务之权”（中共中央统战部，1991: 653, 655）。面对日寇扶植的傀儡“伪蒙疆政府”, 1940年中国共产党已不再提蒙古族“独立自治”，转而强调“蒙古民族在政治上应与汉族享有平等的权利。……蒙古民族与汉、回、藏、维吾尔国内各民族在平等原则下共同抗日，并实现建立统一联合的三民主义的新共和国”（中共中央统战部，1991: 665, 667）。

如果当时中国共产党继续提倡少数族群“自决”和“独立”，那么一来客观上配合了日本在华北、西北扶持傀儡政权的需要，二来无疑会被反对日本阴谋的广大国民认作是分裂国家。正是认识到内蒙古、新疆、西藏、甘青等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共产党开始主要提“实行民族主义，坚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对内求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平等”（毛泽东，1940: 746），高高举起“民族主义”和“中华民族”的旗帜，以回应广大国民由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激发出来的抗日爱国热情。

以上这些党内文件标志着1940年中国共产党对战后国体的认识已经转向“各民族统一联合的共和国”，但与此同时仍然没有完全放弃“民族自决”的提法。如1941年1月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周刊社论《论抗日根据地的各项政策》中讲：“对于少数民族，则我们给以平等的待遇，尊重民族自决的原则，在目前则主要争取他们与汉族巩固团结共同抗日。”（中共中央统战部，1991: 673）但是，“民族自决”原则如何在制度上加以落实呢？1941年5月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明确提出了“自治区”的概念：“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中共中央统战部，1991: 678）1942年5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定边县、盐池县近400名回民的聚居地成立了“回民自治区”（中共中央统战部，1991: 698-699）。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七大报告中提出“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同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中仍然提“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各革命阶级联盟与各民族自由联合的新民主主义联邦共和国”（中共中央统战部，1991: 742, 748）。在4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中，“少数民族自治区”和“联邦制国家”这两个提法并存，同时对“少数民族自治区”与中央政府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也没有给予具体的说明。

5．日本投降后，如何应对内蒙古的“独立自治”运动

日本投降后，在内蒙古各地马上出现了需要急迫应对的问题。东部和中部地区分别掀起以“内外蒙合并”“独立”“高度自治”为目标的政治运动，在德王府成立了“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驻扎在内蒙古各地的一些苏蒙联军高级军官不同程度地直接鼓动和参与这些活动，“此后尽管蒙古人民共和国拒绝了 ‘内外蒙合并’的主张和要求，但是它毕竟对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郝维民，1997: 438）1946年1月在原满洲国境内的内蒙古东部成立“东蒙人民自治政府”，提出“愿受苏联指导，加入外蒙”，并派人到外蒙古要求合并（中共中央统战部，1991: 996）。

面对这一复杂形势，中共中央必须明确提出应对策略。1946年2月的《中共中央关于不宜成立东蒙人民自治政府给东北局的指示》指出：

“成立这种自治共和国式政府仍然是过左的，对蒙古民族、中国人民与苏联和外蒙的外交都是不利的，徒然供给反动派一个反苏反共的借口，造成中国人民中狭隘民族主义者的一种恐惧。东蒙今天应依和平建国纲领第三节第六条实行地方自治，在辽北省与热河省政府之下成立自治区，至多要求成立一单独的省，作为普通地方政府出现，而不应与中国形成所谓宗主国与类似自治共和国的关系，不必要求单独的货币单独的军队，甚至单独的国旗”（中共中央统战部，1991:1011）。

在这个文件中，“民族自治区”的内涵与性质已经比较清楚了，即是行政区划体制中在省政府下面或“至多与省平级”的“普通地方政府”，而不是类似苏联那样的“自治共和国”。此时不仅联邦制已不再被提起，而且“民族自治区”的性质和功能也基本确定下来了。1946年4月3日在承德召开的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的决议中，确定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方针是“区域自治”，不是“独立自治”（中共中央统战部，1991: 1087）。1946年5月《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关于蒙古工作的总结》提到“过去阶段内主要的工作是克服蒙古内部两次错误的独立运动，目前主要工作必须是贯彻党的民族平等自治政策”（中共中央统战部，1991: 1088）。此时，独立运动已在政治上被定性为“错误”。

对于把哪些地区划入“民族自治区”, 1946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内蒙自治问题的指示》中提出，“完全蒙族的地方成立各地区的民族自治政府，蒙汉杂居汉人占少数的地方即隶属民族自治政府，但这些地方政府中须有汉人代表，蒙汉杂居汉人居多数的地方，仍隶属解放区政府，这些地方政府中须组织蒙民委员会处理蒙民事务”（中共中央统战部，1991:1034）。各族人口比例开始成为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的一个考虑因素。

1946年1月，中共代表团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中，已经不提“联邦制”，而是在“地方自治”部分提出“在少数民族区域，应承认各民族的平等地位及其自治权”（中共中央统战部，1991:991）。此时“联邦制”正式退出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除了已不再提联邦制之外，中共中央也不再提“民族自决权”。1949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少数民族“自决权”问题给二野前委的指示》中明确指出：

“关于党的民族政策的申述，应根据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中民族政策的规定。又关于各少数民族的 ‘自决权’问题，今天不应再去强调，过去在内战时期，我党为了争取少数民族，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它对各少数民族特别表现为大汉族主义）曾强调过这一口号，这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但今天的情况，已有了根本的变化，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基本上已被打倒，我党领导的新中国业经诞生，为了完成我们国家的统一大业，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分裂中国民族团结的阴谋，在国内民族问题上，就不应再强调这一口号，以免为帝国主义及国内各少数民族中的反动分子所利用，而使我们陷于被动的地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2: 20）。

政治纲领和宣传话语必须根据国内形势的变化与时俱进，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党中央决定把国家体制的设想明确调整为“民族区域自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将民族政策明确规定为：“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2: 10）。1949年9月7日，周恩来在《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说：“我们主张民族自治，但一定要防止帝国主义利用民族问题来挑拨离间中国的统一”,“为了这一点，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我们虽然不是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权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9: 238, 239）。

从1935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应对内蒙古“独立运动”的实践中逐步修正了自己的“民族”话语体系和国家体制设想，从积极提倡联邦制和建立民族自治政府，过渡到“联邦制”和“民族自治”两种提法并存，再发展到不再提“联邦制”，转而提倡与苏联体制中的“自治共和国”完全不同，仅具有地方政府性质的“民族区域自治”，通过这种形式来保障民族平等与少数族群的自治权利。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观”和“国家观”方面做出的重大调整。

但是尽管国家体制的性质与结构从“联邦制”改为“民族区域自治”，但在对中国国内“民族”称谓的使用上以及在“民族建构”（nation-build-ing）的基本立场上，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及其核心概念（“民族”定义等）仍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话语体系中继续占有主导地位，表现在对国内汉满蒙回藏等各群体仍称“民族”，强调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国时期与“民族”概念并用的“国族”一词已不再使用，同时历次《宪法》修正案中均未明确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等等。在新中国的“民族工作”领域中，源自苏联共产党的基础理论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把苏联模式的“民族自治共和国 + 联邦制”调整为“民族区域自治”，同时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全体国民实行的“民族身份”制度，以民族聚居区为单位组建并命名的各级“民族自治地方”以及各类依据“民族身份”实施的区别对待，不同力度的“民族优惠政策”等，这些与少数族群相关的制度设计和政策中都或多或少可以看到斯大林和苏联体制的影子。但是，这些与中国共产党建党时的“民族”纲领相比，已经是天壤之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