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俄罗斯国土广袤，横跨欧亚。有人说，西方人信上帝，中国人信权威。而在俄罗斯，两者兼而有之。我们中国人常把俄罗斯往欧洲基督教世界划，而西方人则总把俄罗斯向东方制度上推。其实，俄罗斯就是它自己，既不属于东方，亦不属于西方，却在人类历史的坐标上有着自己赫然的位置。

关于俄国的双重性 (двойственность) 和双重政权 (двоевластие)，我们也许可以做这样的理解：它开始于接受拜占庭的东正教，强调于俄国教会脱离君士坦丁堡，而“第三罗马”理念的提出，遂使俄国国君“黄袍加身”，即披上与拜占庭皇帝等同的冠服，俨然自居为沙皇，连其双头鹰的国徽也为其所用，日后成为了俄国的国徽。这双头鹰的寓意，有其空间象征，一头向东方，一头向西方；有其社会象征，一表世俗权力，一表东正教会；也有其时间象征，一面正对过去，一面正对未来，过去，表追溯，乃君权神授，未来，表先知，即帝国由我建。政权与教权，可谓双重领导，双重政权。

我们知道，东正教并非是在俄罗斯民族社会内部生发的，它是由统治者或说俗权植入而确立的。其动势是自上而下的，一方面是拜占庭文化的高水平位阶，另一方面是基辅大公的强大压力。这与基督教在西方的先期传播正好相反，后者从底层兴起，然后在大众中平面式传播，人们起信，犹如灵魂被点亮，然后像火炬一样一波一波传递，或者可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句话来描述。不独是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也是如此。这是横向的品格，属民间性。而这些宗教只有被统治权力接受，才会具备纵向的品格，这种品格属贵族性，如中世纪的教皇所为。同理，俄罗斯也适用这种纵向品格的方法，因为它有巨大的空间，况且，于世界文明史而言，它属于晚发者，它必须少走弯路，并有自己民族之权威领导，才能缩小与西方步伐的差距。纵观俄罗斯的历史，我们至少可以看到有两个特大事件与我国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举措相似，一次是公元988年的“罗斯受洗”，另一次是19世纪上半叶尼古拉一世的“三信条”运动，即提出“东正教”“君主制”“人民性”的口号。前者使其民族确立，后者使其民族卓立。20年前，苏联解体了，我们曾为之震惊、惋惜、痛心。当时不少国内学者发表若干时评，皆以为其社会颠覆所带来的巨大痛苦为不可起死回生的必然，除非恢复原有体制。可是，我们后来看到的却是另外一幅图景：这个民族在悄然复兴，这个国家又重新立起。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一个民族的真正生命，在其文化传统，而文化传统的核心，是其信仰和价值理念。在俄罗斯，这便是东正教信仰，东正教精神。在俄罗斯民族孤独、焦虑、生死存亡之际，国家又一次面临了选择，许多学者研究、思考、反思、论证克服二重性统治，论证改变观念的可能性。然而这一次，传统的力量又获胜了，国家和人民又一次选择了与东正教在一起。而对于一度处于崩溃边缘的俄罗斯国家来说，东正教的复苏恰逢其时。

普京执政后历史航向渐行渐朗，转向西方的道路行不通，欧洲从来不把地处欧亚的俄国看做是欧洲国家，更不希望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崛起。普京也将继续以强硬的“主权民主”对抗西方的“人权民主”“自由民主”，还将以独联体国家为主的“欧亚联盟”回应欧盟，而这恰恰是俄罗斯东正教固有的势力范围。国际形势多变，中国若置身事外，其欧亚联盟就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中国，所以了解俄罗斯，是我们应该做也可以做的一件要事。

美国学者克利福德·格尔茨在其《文化的解释》一书中说：“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即是在不削弱其特殊性的情况下，昭示出其常态。”“常态”必在时间中，我们把这一“特殊性”转换为时间性的理解，称为“特殊阶段”。可以看出，这种“特殊阶段”在俄罗斯是比较短暂的，不及整个历史进程的1/10，这就是20世纪的苏联时期。我们以“常”为轨，那么，苏联就是非“常轨”，从性质上说，是“常”的变形，不是消灭，因为灭是灭不掉的。而其变形，必有内力外力的一些因素，或偶然或必然。比如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那么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亦是；再如苏联和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为必然，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走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亦为必然。也就是说，人们的思考，似应从研究苏联为何解体转向今天俄罗斯“怎样新生”的向度来。

如果以世界的眼光来考量，俄罗斯的特殊性非常明显：既难断定它是发达国家，也难把它算作发展中国家。不过，依笔者看，就其富裕程度和人民的受教育水平，以及浓郁的宗教氛围，它更近于前者。现在它已“起死回生”，归属的是自己的文化传统，即自己的“常轨”。迈出“休克疗法”的陷阱，俄罗斯在迅速恢复，虽然已无往日的辉煌，但仍显示着大国的力量。这力量不独表现在资源、工业和军事等方面，也表现在文化与宗教方面。就宗教方面而言，东正教恢复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即历史与社会的地位与身份，辅佐政府为实现其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尽责尽力。

究竟东正教作为一个民族的信仰，在国家困难和低谷时期起了什么作用？这个问题似乎还少有讨论过。信仰属于精神，精神的作用虽浩大但不明显，因为它属于心理经验的事情，常常是无“物”可“唯”，无“事”可“及”，然而它要保持的是生命的常态，防止非常激变。我们从现实来看，东正教信仰在俄罗斯民族大危大难的时刻，必给予人民巨大的精神鼓舞和心灵抚慰——斯大林的护卫尤里·斯洛韦杰夫称斯大林是一个“圣徒”，说他常在战争的紧要关头，到克里姆林宫小教堂去为胜利做祈祷。命运多舛，未来难测，委之于天，可能为人之常态，因为自己的有限性，伟人如斯大林也不例外。亦即以宗教文化的力量，战胜人的本能心理，反过来说，人的自然心理需要寄托，需要信仰。在这里，我们可以援引康德的观点，他把信仰 (理想、理念) 分为三种类型，宗教性的归为“纯粹理想”，政治性的归为“学说理想”，个人性的归为“经验理想”。第一种信仰，不一定与有形的利益和目的相关联，它是精神性的，表现为心理经验的充实与自安；第二种信仰，必与一集体、群体或阶层的利益与目的相关联，有其范围与时段的适用性；第三种信仰，与个人的利益和人生目的相关。这三种信仰，领域不同，层次不同，正如卓新平先生在《重视当代中国的信仰理解》一文中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意识到共产主义信仰的异层性和不可比性，故此避免了二者之间舍谁存谁的被动状态。”他举例说：“列宁就曾经谈到宗教信仰者加入无产阶级政党，即成为共产主义信仰者的问题。在此，他并不认为这两种信仰在同一种人的信奉、实践上会产生矛盾或冲突，而是觉得可以做到兼顾尊重二者的共存。”如说斯大林“兼顾尊重二者的共存”尚有疑问，那么我们可以孙中山为例，他既信仰基督教，又提倡三民主义，并且有若干自己的人生计划，如想到晚年去建铁路、修水利等；还有普京也是个典型，他不仅信仰东正教，还组织了自己的政党，并设计自己重新回到总统的宝座上。

政治信仰的时效性是显而易见的，它不具永恒性的品格。而宗教与东方思想，把宇宙看做是以“大生命的充满与润泽”(牟宗三语)，有我们人类所不知的大力持载，这就是说，与前者“语言”不同。从实践上说，政治信仰需具备一定的条件，并被相应的组织纪律约束；而宗教，几乎没有门槛，所有人都可以加入，甚至是罪人，在俄罗斯还有“圣愚”的传统，罪人会受到更多的关注，信仰者是否遵守教规，全在自觉。从组织上说，日久生弊，宗教组织不能免，政治组织也不能免，只有少数人可以保持崇高的理想，多数人不能，多数人只能顺潮流而动；于此涉及一个人性的问题，而改变和转化人性，是宗教之能事，而非政党之能事，政党以参政执政为旨归。看来，执政与教化当两分，各有各的社会功能，就好比“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俄罗斯似乎懂得了这个道理，因而政府让出足够的空间，让宗教组织发挥功用，而自己则把精力放在富国强兵和保障与改善民生的事业上。俄罗斯社会当然还有很多的问题，如贪污腐化、贫富差距、民族冲突等，但这都属于社会建设中的政治问题，而非宗教问题，也就是说，宗教的作用在这里是间接的。俄罗斯从震荡到稳定，其社会结构在变化中的趋向应该是合理的，尽管还有诸多未知因素，然而从实际来看，宗教组织在其社会整合中的作用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