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的文化根

虽然北京的城墙和一些主要城楼都被拆掉了，今天的北京老城仍保留了中国人的传统世界观如何影响城市规划和城市功能的痕迹。

明清的老北京城保持了我们上述的所有古旧原则。不但如此，其规划者在传统的理念上又有了发展，使这城市的布局比《周礼》的规定更为完整和合乎传统精神。

在图3-11，宫城明显地在全城中央，太庙及社稷坛按《周礼》一左一右列在宫城之前。在元大都，这两组礼祭建筑是在宫城的东门和西门之外。明代将它们移至宫城之南的吉利方位，而且在这方位上，它们加强了中轴线的重要性，天子的“南面而治”的概念，以及按传统天象学体现了太微衡的功能。

图3-11 明清两朝北京城的传统功能成分分布

在宏观布局上，它亦体现了一些重要风水原理。煤山乃人工用南海及护城河挖出的泥土堆成的。这70米高的假山具有重大风水意义。一者它将一个被灭朝代——元朝——的不吉利压下去，因为它正位在前朝主殿大明宫之上，有使元代永不能再兴之意。二者，它为宫城营造了“镇山”。按风水原理，一个吉利的地点必在山脚上，即在其北面要有山屏障。煤山为新朝代提供了这个保护。煤山的重要性正因为它被规划成全城的地理中点而更大地被强化了。图3-11显示这点，不过北京的内城实乃外城，而其外城同等于前朝国都外城之加建部分。“镇山”以保护国都概念最早来自金中都，它的镇山乃煤山旁边的小岛，至今仍存。

北京老城只有十一城门，即传统的十二城门减去北墙中的主门，代表了它与《周礼》的不同，而是受到后期风水与道教思想的影响。正如前述，十一门乃按道家神仙哪吒的概念而来，意谓城如这位神仙，刀枪不能攻入。将北墙中门取消，也使城中的生气困集不散，使宫城内阴阳相交而生的生气长期留于城内。去掉此门，亦使杀气的北风被拒于城外。

另一风水原则乃由宫城和皇城南部的两条弯曲水流所代表。秦朝已在宫城内南部建内金水河以代表河汉，显示其北乃天子之主朝。但这些水流在风水学上亦被认为是吉利场址必备的三元素之一。另外，宫城外挖深了的护城河，应是象意明堂外之一泓曲水，辟雍，以代表天子教化流行中国。明显地，这护城河的防卫功能不大，因为在皇城之外，另有一重城墙以资保护。

在总体布局上，明朝的设计加强了中心点及中轴线的感染力。除了人工堆成煤山外，还加建了在中轴线的钟楼和鼓楼以及将南面的御道向南伸至南郊的天坛和先农坛之间。全条中轴线因而长八里，加强了执中概念在全城规划中所起的作用。这个概念包括了集中、纪律与平衡，是传统以儒家的礼乐思想治国的关键。天坛、地坛、日坛和月坛在城市的方位亦起了同样作用。这些祭坛都分别处于它们的合适方位：月在西，日在东，天在上（南），地在下（北）。它们同时宣布了一个要点：天子，奉天运而治者，处于中间位置（执中）。

宫城的详细规划，特别有关“前朝后寝”亦是前朝未能实现的：体现了《周礼》的规定。比较图3-5和图3-10。首先，组成主朝及内朝的三大殿在明北京形成了一个核心组，它们处于同一三层高的白玉台基上，使它们的地基高于所有宫内建筑。主殿、金銮殿（即奉天、华盖和太和）是宫城中楼顶最高的。这组建筑处于全宫城的中央。上述安排和贺业钜（1985）所显示的（见图3-5）不同。因而两个正朝，即治朝（主朝即皇极）及燕朝（即建极），加上中极殿，被连成一片，而不是被应门分隔。明显地，明朝的设计更为合理，添加了中极（初称华盖）殿使天子在前往主殿主持重大典礼时多了一个作出合适准备之中殿。没有应门的分隔，内庭两朝的功能亦更易协调。

另一改进乃将皇寝与天子办公的地方全面分隔。这就是内宫三殿。实际上，它们代表了宫城内的过渡部分。假若说三大殿以及它们南面的建筑代表了天子的公众生活空间，后宫三殿后面（以北）的建筑则代表了他的私生活空间，或后宫。在阴阳理论中，前者是阳，后者是阴，前者是男性及积极的，后者是女性及消极的。过渡地区乃是阴阳两部分在中轴线的相交。详细检视图3-5，显示出后宫三大殿由南而北乃乾清宫、交泰殿及坤宁宫。乾清宫乃天子的正寝（他代表纯阳），而坤宁宫乃皇后的正寝（她代表纯阴），皇帝皇后大婚洞房的地方乃交泰殿（代表了阴阳相交）。这样的设计使国都最关键的代表主义被充分体现，即阴阳生气相交，自然力量协调的吉利之地。将天子的正寝与内朝分开，显然是较接近《周礼》规划的原意。当然，明代的设计，正如前述，亦加添了一些《周礼》没有的传统天象学上的新意。

外朝按《周礼》原意乃在皋门（端门）和应门（午门）之间，但这里的空间太小。在明的设计中，外朝南移至承天门（清天安门）以南的丁字广场。这样，太庙和社稷坛便可以将主门面向南方的吉利方向，而不是相对的越过中轴线对望。这样亦可以将御道延长及扩阔，加深进入宫城主门午门的深度，以显示天子正朝的威严。这个发展亦合乎了皇城步向成为宫城的一部分，以及将外朝和中央行政及军事官署连为一体。

在明清两代五百多年，上述宫城和皇城的布局和功能大体上并没有重大改变。国都一直是以宫城为主体，皇城乃它的延伸。国都的道路网亦主要为宫城和皇城服务，加强了它们的集中度以及和全国各地的通达度，然而，路网本身作为城内的交通通渠意义并不重大，它不利于城内人与货物的交流。

国都的政治与军事功能亦可以从其人口的大小、人口构成和经济活动来衡量。在辽、金及元朝，它的人口以在行政与军事部门工作的少数民族为主。明代的居民当然以汉人为主，但仍然是贵族、官僚、军队及他们的属众。一般百姓、商人及手工艺者都居于外城。陈正祥（1977）引古籍说明元代在1270年，北京的人口为410350人，明初（1491）当外城建成前，有人口669033人，在外城建成后（1579）人口增至706861人。最后的这数字似乎在由明至清的长远时期都比较稳定（见表3-3）。因此在庞大的行政架构以及驻军外，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人力以支持发展“城市形成”的经济活动。我们可以分析清代的北京人口以证明之。

表3-3 北京清朝至1935年人口状况

资料来源：韩光辉，1984。

作为少数民族，清皇朝很自然地将国都变成统治皇朝一家的聚落，而将汉人排之于外。它通过八旗及当兵制度的结合以及对人口登记和居住限制等措施予以落实。

1645年清军开进北京地区。这个庞大的八旗加上它的从属人员共有95万人。除了约10万名兵士继续开向南方征战外，大部分在北京中心点周围约500里的首都区居住下来。在北京城内，估计有24万满人居留。在现今的北京范围，汉人人口下降至60万人，主要是因为天灾和连年的战争，而在元大都的范围之内，汉人人口在明末估计有80万人。当满人在1648年进驻北京时，曾令所有汉人，除了僧侣以及为行政官僚服务者外，都要迁至内城之外。1755年再有指令将内城所有的59间旅社搬至外城。此外，八旗之属只能居于内城，除非他们属于驻在外城以作保安及管治的两团清兵。八旗子弟以及王公人员都“计口授田”，以使他们定居北京并得到给养。清代之北京因而出现了明显的种族分隔。从反面说，这更加强调了传统国都的政治与行政作用。到乾隆末年（1781），按官府记录，内城几乎没有汉人（见表3-3），实际存在的乃很少数的仆役，以及提供必要服务的小商贩和工匠，而他们很多时候都在不同的八旗名额之下。至清末为止八旗的男女子弟都要登记，男的除了三品以上官位的，要随时应召入伍。八旗的主要功能乃在保护宫城和皇城。行政官署以及仓库都由八旗骑兵驻守。在内城，八旗和他们的属众按规定的地方居住：镶黄旗在安定门内，正黄旗在德胜门内，正白旗在通济门内，镶白旗在朝阳门内，正蓝旗在崇文门内，镶蓝旗在宣武门内，正红旗在东直门内，镶红旗在西直门内。甚至汉人高官亦不能居住在内城（韩光辉，1984；李洁萍，1981）。到19世纪末“百日维新”时，这个严格的种族分隔政策才稍有放松。因此，如表3-3所示，在长达250年的清朝治下，北京内城几乎只有满人居住。在近郊因为封地的原因，以及吸收多余的内城人口，亦是近乎满人的天下。在外城则是相反，除了约1万满人外，都是汉人。由于将旅社以及汉人强迫迁入，以及汉人官员的增加，加上赴京预备科举考试的大量汉人，外城成为北京的商业、贸易、娱乐和文化中心，特别是集中在正阳门外的地区（即今天的前门）（李洁萍，1981）。纵使如此，外城的人口与经济活动仍然要倚靠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区内人口受内城的这些功能的吸引而非纯是因为贸易与商业而来。北京城人口的缓慢增长甚至迟滞不前，反映出城市的性质，以及官府因为安全与供给的考虑而对人口予以严格的管制。所有汉人官吏在退休后必须立时还乡，不能滞留北京。而所有没有合适理由（如科举考试、出仕、贸易等）的人不能在京居留（韩光辉，1984）。我们没有清代在京人口的职业构成的准确数字，但1911年，即民国元年（清代末年）的数字显示，北京乃一服务性行业的城市，比如56.4%的人口没有职业，28.7%在服务行业，2.5%在制造业，12.4%在农业等一级行业（韩光辉，1984）。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清末的北京仍是个中国传统国都，以统治皇朝的总部为主要功能，是皇帝奉天运而统治的代表。城市的布局，建筑物的式样风格，以及它们的作用，将传统中国人世界观中的人与自然相交的概念，以及天子如何协调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以达至四时顺序、五谷丰登、祥和稳定的这些概念交织在一起，成为独特的传统中国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