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控诉》（1937）(1)

前记

我把五六年前发表过而未收入集子的两篇散文和最近三四个月中写的一些短东西集在一起，编成了这样的一本小册子。现在我诚恳地将它献给关心我的行动的读者诸君。

我写这些文章的时候，心情虽略有不同，用意则是一样。这里面自然有呐喊，但主要的却是控诉。对于危害正义、危害人道的暴力，我发出了我的呼声：“我控诉！”

巴金 1937年11月在上海

只有抗战这一条路

芦沟桥的炮声应该把那般所谓和平主义者的迷梦打破了。这次的事变显然又是“皇军”的预定的计划。他们的目标我们不会不知道。倘使一纸协定，几个条件就可以满足他们的野心，那么我们和这强邻早已相安无事了。哪里还有今天的“膺惩？”我们和日本的交涉也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难道我们还不明白那一套旧把戏？从前我们打起维持东亚和平的空招牌处处低头让步，结果东亚的和平依旧受威胁，而我们自己连生存的机会也快被剥夺光了。我们每次的让步只助长了敌人的贪心，使自己更逼近灭亡。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了。这就是“抗战”！“屈服”（或者说得漂亮点，“和平”）不是一条路，那只是一个坑，它会把我们活埋了的。

在日本，人把我们看作苟安怕事的民族。让我们的“抗战”的呼声高高地响起来！要全日本国民都听得见我们的呐喊！我们要用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声音答复在那边人们对我们的侮蔑。

我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有人说安那其主义者反对战争，反对武力。这不一定对。倘使这战争是为反抗强权，反抗侵略而起，倘使这武力得着民众的拥护而且保卫着民众的利益，则安那其主义者也参加这战争，而拥护这武力。要是这武力不背叛民众，安那其主义者是不会对它攻击的。

所以我认为我们目前只有“抗战”这一条路可走！

1937年7月20日

给死者

我们再没有眼泪为你们流，

只有热血才能洗尽我们的悔与羞；

我们更没有权利侮辱死者的光荣，

我们还得忍受更大的痛苦和艰辛。

我们曾经夸耀为自由的人，

我们曾经侈说勇敢与牺牲，

我们整天在危崖上酣睡，

一排枪、一阵火毁灭了我们的梦景。

烈火烧毁年轻的生命，

铁骑踏碎和平的田庄，

血腥的风扫荡繁荣的城市，

留下——死、静寂和荒凉。

我们卑怯地在黑暗中垂泪，

在屈辱里寻求片刻的安宁。

六年前的尸骸在荒冢里腐烂了，

一排枪、一阵火又带走无数新的生命。

“正义”沦亡在枪刺下，

“自由”被践踏如一张废纸。

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安排庆功宴，

无辜者的赤血在喊叫“复仇，雪耻”。

是你们勇敢地从黑暗中发出反抗的呼声，

是你们洒着血冒着敌人的枪弹前进；

前进啊！我宁愿在战场作无头的厉鬼，

不要做一个屈辱的奴隶而偷生！

我们不再把眼泪和叹息带到你们的墓前，

我们要用血用肉来响应你们的呐喊，

你们，勇敢的战死者，静静地安息罢，

等我们把最后一滴血洒在中国的平原。

1937年8月6日

站在十字街头

一九三二年上海抗战的时候，中国代表颜惠庆博士在为上海事变召集的国联特会里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现在是站在十字街头了。在我们面前横着两条路，就是战与和。”

在五年以后的今日。我们又站在十字街头了，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或是忍辱屈服，或是继续奋斗。

提起忍辱屈服的话，差不多会使每个中国人气愤得发狂。这一个月来北方的兵士和人民牺牲了生命，职业，财产，忍受着一切苦辛和侵略者抗战，他们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胆怯。一百几十磅的炸弹，引火的燃烧弹，大规模的纵火焚烧，文化机关的炸毁。许多的房屋烧毁了，许多人的生命牺牲了，许多的心血化为灰烬了，天津的市区，北平的郊外，芦沟桥，宛平一带的废墟上堆满了腐烂的尸体，涂满了黑红的腥血，充满新鬼的哭号。然而北方战区的民众，兵士依然高声在叫“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同时从全中国的兄弟姊妹们的口中发出同样响亮的回声来。这声音虽然是多么勇敢，但里面却含着许多人的血泪！这又是何等惨痛的挣扎！这其间我们安慰自己说：“等着罢，我们会得最后的胜利！”

然而我们是一步一步地在退让了。我们是一步一步地逼近沦亡的命运了。二十多天的苦斗毕竟不能阻止汉奸把北平送给敌人。接着又是天津的沦陷。在最近一星期的沉闷时期中，我们就只看见敌人铁骑的纵横。当敌军完全占领天津纵火焚烧房屋屠杀徒手贫民的时候，不知道有若干人流泪痛哭，不知道有若干人呼吁着复仇的时代来临。然而同时那些出卖民族的汉奸却在摆设他们的庆功宴！

现在我们还能够屈辱地去接受敌人的条件，贪图那苟安的和平吗？不，我们不能！

是的，经过了这样惨痛的牺牲以后，再想到忍辱屈服，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纵然我们的血液快要干枯了，我们的心脏快要停止跳动了，我们也不能够跪倒在屠杀者的面前答应去做屈辱的奴隶。

我们要抗战，我们要继续奋斗。纵使抗战的意思就包含着个人生命的毁灭，我们也要昂然向着抗战的路走。何况这时我们还有够多的勇气，还有够多的精力来和屠杀者奋斗。我们还有希望获取最后的胜利，我们为什么就必须放下武器，跪倒在我们的敌人面前呢？

其实我们的敌人的营部还是建在沙地上面，并不是十分坚固的。经济的恐慌，工农阶级的不满，党派的纠纷，国际的嫉视等等都足以致它的死命。只要我们能够不惜任何牺牲，抗战到底。我们抓住敌人的弱点，拚命进攻，我们很有获得最后胜利的可能。

现在不是可以犹豫的时候了。我们应该再向前跨一步。不管在前面等候着我们的是“胜利”或是“败亡”，我们都应该记住从前P·亨利说过的话：“难道生命竟是如此可贵，和平竟是如此甜蜜，须得用奴隶的镣铐来作代价吗？给我自由，不然便给我以死。”

1937年8月7日

一点感想

在这个时候提起笔写文章，我实在感到惭愧。别人贡献的是血，我们却用墨水来发泄我们的愤怒。也许有一天我会用我的血洗去这个耻辱罢。

死并不是一件难事。在几个小时以后，许多地方就完全改变了面目：建筑物毁了，村庄毁了，城市毁了，人们成千上万地死亡。

大世界前广场上落下炸弹的那个下午，我在电车里看见两边人行道上人们成群结队，身上带血，手牵着手默默地往西走去。全是严肃的面容，并没有恐怖或悲痛的表情，好象是去成仁、就义一样。

大世界前的血迹后来给雨冲洗干净了。但是十几辆炸毁了的车子还留在马路上：有汽车，黄包车，老虎车。各个阶层的人同样地为着一个目标献出了生命。没有人在死的面前踌躇过，活着的人也没有一个发出一声怨言。

我今天走过某一条街口。一两百具死尸躺在一块空地上，排列得非常整齐。头和脚全露在外面，只有身上盖得有东西。大卡车刚刚卸下棺材开走了。一些人在工作，把棺材一具一具地放好，然后将尸首一一地放到棺中去。这些死者也许是被炸死的人，不然就是战死的士兵，现在由慈善机关来做掩埋的工作。

在这时候每天都有人死。许多人在一起死，死并不是一件难事。

个人的生命容易毁灭，群体的生命却能永生。把自己的生命寄托在群体的生命上面，换句话说，把个人的生命连系在全民族（再进一步则是人类）的生命上面，民族存在一天，个人也决不会死亡。

上海的炮声应当是一个信号。这一次中国人民真正团结成一个整体了。我们把个人的一切完全交出来维护这个“整体”的生存。这个“整体”是一定会生存的。整体的存在，也就是我们个人的存在。我们为着我们民族的生存虽然奋斗到粉身碎骨，我们也决不会死亡，因为我们还活在我们民族的生命里面。为大众牺牲生命的人会永远为大众所敬爱；对于和大众在一起赌生命的人来说，死并不可怕，也不可悲。

关于这个，这几天来在前线，在后方，我们已经见到不少的例子了。我们用这个精神和这个信念跟敌人搏斗，我们一定会得到胜利。

1937年8月16日在上海

应该认清敌人

五年前“一二八”事变发生，日本政府派遣陆军来上海作战，那时大阪等地的劳动者相继罢工并举行示威运动。他们的口号是“不到中国去！”“不打中国的兄弟！”

现在日本政府又派陆军到上海来了。我不知道在日本还有这种示威运动没有。我想一定有的，而且这次的运动一定更扩大，更激烈。

日本的兵士（大半是农民）并没有到上海来侵占中国土地，屠杀中国人民的必要；同样日本劳动者也没有赞助这种行为的理由。

A·法朗士说过所谓欧洲大战只是替几个资本家抢钱。那么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也不过是替少数军阀政客浪人寻求升官发财的捷径。日本人民在这战争中所能得到的也只有负担加重，生活困苦，甚至生命毁灭。日本的军阀政客浪人拿全国国民的命运做他们的投机事业的资本。

但是抗战的呼声在中国的广大的土地上响起来了。中国士兵的浴血抗战，中国民众的热心服务，正对着日本的野心家的头颅下了一个重的打击，中国的抗战呼声应该得着日本民众的响应。

日本野心家的失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这就是日本民众获得幸福的第一步。所以中国战胜，对于日本民众也有好处。日本的民众，应该认清敌人，的确不该打中国的兄弟，只应去打国内的仇敌。

8月21日

自由快乐地笑了

一

血染红街市，

人在刺刀下呻吟，

房屋被炸成灰烬，

铁蹄踏遍古城，

黑夜里听不见正义的呼声；

自由在黑暗中哭泣。

火舌舐食繁华的市区，

昨日的高楼——今日的废墟，

孤儿在街头寻觅失去的父亲，

新寡的妇女在避难所中叹息，

千万和平的居民被屠杀了；

自由在黑暗中哭泣。

六年来的屈辱压在肩上，

一个民族的命运握在手里，

英勇地举起反抗的旗帜高呼“前进”！

成千成万的勇士把热血洒在北方的原野；

从角落里响起了和平的呼声；

自由在黑暗中哭泣。

——《自由在黑暗中哭泣》

二

平津沦陷，川越[2]动身来沪的时候，上海的天空布满了大片的乌云。好象被一只魔手扼住了咽喉似的，每个人都闷得透不过气来。勇气、信心、热情都被关于和平的谣言渐渐地磨洗干净了。接着来的是失望、疑惑与不安。在那个时候我写了上面的一首诗。我的心情正和我前年旅居东京翻译屠格涅夫的《俄罗斯语言》时的心情相似。当时日本的报纸上接连发表“新生事件”[3]的交涉及其解决的经过。国内的“恐日症”把我的勇气和希望摧毁了。我坐下来翻译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又借用它来激励自己，安慰自己。我想到了我们的语言，我的勇气恢复了，信心加强了。我也想说：“在疑惑不安的日子里，在痛苦地担心祖国命运的日子里，只有你是我唯一的依靠和支持。”[4]我也想说：“要是没有你，那么谁看见我们故乡目前的情形而不悲痛、绝望呢？”我也想说：“然而这样的一种语言不产生在一个伟大的民族中间，这绝不能叫人相信！”

同样，当和平的叫嚣开始搅乱上海人心的时候，我听见了“自由”的哭泣。我写了诗发泄我的悲愤，我又用诗来激励自己。然而甚至在那个时候，我还期待着黑暗中的一线亮光，我还期待着黑云密布之后的一阵骤雨。我相信当时有这种心情的人，在上海，在全中国，一定不止我一个。

果然我的诗还没有发表，闸北的炮声终于响了。这炮声打破了我们的疑惑、不安与失望。这炮声带回来我们的勇气、信心与热情。这炮声把四万万五千万人团结成一个坚实的整体。前线士兵的浴血抗战，空军将士的英勇牺牲，后方民众的热心服务……一个星期的抗战就已经把“自由”的旗帜坚定地插在上海的土地上面了。侵略者用他们自己的腥血偿付了他们一部分的欠债。他们那些自己制造的枪炮会造就他们的坟墓，会促成他们的灭亡。是的，侵略者一定会失败，会灭亡的，只要我们的炮声继续响下去，不仅在闸北，在虹口，在杨树浦，在浦东，而且还要响遍华北，响遍满洲。

这是战争。但这是争取自由与生存的战争。这一次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齐声怒吼起来了。有什么力量能够抵挡这四万万五千万人争取“自由”的怒吼呢？我们的最后胜利是无可怀疑的了。

我们要自由！这真是“伟大的、有力的、真实的、自由的语言”[5]啊！现在不再是“自由在黑暗中哭泣”的时候，我应该说：“自由快乐地笑了。”

1937年8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