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中药经皮给药的历史进程

一、中药经皮给药的基本概念

中药经皮给药是指采用适宜的方法和基质将中药制成专供外用的剂型施于皮肤（患处或相应经穴），通过皮肤吸收进入体循环或作用于皮肤局部产生药效，及通过经穴效应发挥药效，达到相应治疗目的的给药系统。中药经皮给药属于中医外治法范畴，是中医治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中医文献中有明确的记载。中药经皮给药方法众多，目前大约有贴、敷、涂、洗、浴、淋、浸渍、围、裹、熏、熨、药压、离子导入、药磁疗法等50余法。近年来，随着新技术、新辅料的应用，新的中药经皮给药制剂不断出现，给药技术和理论进一步完善，这方面的研究正日益受到重视。目前研究较多的传统中药经皮给药制剂为软膏剂、凝胶剂、乳膏剂和普通硬膏剂等，而且大多在制备工艺上进行了改革。

经皮治疗系统（transdermal therapeutic system，TTS），或称经皮给药系统（transdermal drug delivery system，TDDS），一般是指经皮给药的新剂型，即皮肤贴片（dermal patch）。它可使药物不经过肝脏的“首过效应”和胃肠道的破坏，不受胃肠道酶、消化液、pH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可提高生物利用度，提供可预定的和较长的作用时间，降低药物毒性和副作用，且具有提高疗效、使用方便、操作简单、减少给药次数等优点。由于它具有超越一般给药方法的独特优点，近年来针对TTS的研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而基于中药的TTS研究尤其引人注目。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经皮给药制剂新技术的发展必将对中药的给药方式产生巨大影响。

二、中药经皮给药的溯源

原始人类已经能够出于动物本能利用自然界的原始物质对某些病痛施行自发的治疗，以缓解痛苦为主，如冷水浇洗退热，用冰雪止血、止痛、消肿等，用树叶、草茎等涂敷伤口肿痛。这些原始的方法，可以说是医学的萌始，也可以说是经皮给药的萌芽。后来随着火的应用，远古人类利用火的能量进行有目的的治疗，比如用烘烤、热熨止疼痛，用泥灰外敷伤口，用一些草茎捣烂热敷等。在使用火的过程中又出现了灸法、药物熨法等。

在公元前1300年前的甲骨文中，已出现了医学名词的记载。《殷墟卜辞》中就有不少中药外治的史料，据统计有22种疾病使用了外治的治疗方法，其中灸法和药物外治各5条，这是中药经皮给药的最早文字记载。

《周礼·天官》记载了治疗疮疡常用的外敷药物法、药物腐蚀法等，并对药物的炼制及运用作了描述。如“疡医掌肿疡、溃疡、折疡、金疡之祝药，刮杀之齐，凡疗疡以五毒攻之……”“祝药”即敷药；“杀”就是腐蚀恶肉；“齐”通剂，即药物剂型。

1972年甘肃武威县旱滩坡出土的汉代医药简牍，为东汉早期的文物，内容十分丰富，内有敷目、塞耳、指摩、涂之、灌鼻、薄之等经皮和黏膜给药的记载。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方书。全书约15000字，书内现有病名100余个，方剂280余个，其中附方70余首，约占全书的四分之一。书中除应用药物内服外，外治法的内容也非常丰富，有敷贴、药浴、熏蒸、熨等许多关于中药经皮给药的记载。关于方剂的剂型，书中虽然仅明确提到丸剂，但事实上已经存在汤、散、膏等多种剂型。

这一时期，经皮给药已经初步临床应用，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但其治疗思想已经形成，这为后世广泛应用和发展经皮给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中药经皮给药的发展

最早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外治法及经皮给药的记载。《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明确指出“内者内治，外者外治”，为外治法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中药经皮给药在《黄帝内经》中也有记载，如“桂心渍酒，以熨寒痹”“马膏膏法缓筋急”“白酒和桂以涂风中血脉”等方法。《黄帝内经》中针灸的运用和脏腑经络学说的产生，为中药经皮给药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东汉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提到用火熏法发汗、猪胆汁蜜煎导便、赤小豆纳鼻法、出汗过多用温粉外扑法。张仲景的《金匮要略·痉湿暍篇》中有“病在头中寒湿，故鼻塞，内药鼻中则愈”；与妇科病相关的篇中有“用蛇床子散作坐药治妇人阴寒”；在“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篇中强调在临床中对“导引、吐纳、针灸、膏摩”的运用。据《后汉书》载与张仲景同时代的名医华佗曾述“若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敷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华佗不但善于手术疗法，而且对于膏剂的应用也有很高水平。

晋·葛洪《肘后备急方》首次记载了用生地黄或枯萎根捣烂外敷治伤；用软膏剂敷贴治疗金疮，并收录了大量外用膏药，如续断膏、丹参膏、雄黄膏、五毒神膏等，注明了具体应用方法。

最早的儿科专著，隋代《颅囟经》共载医方56首，其中属外治法的方剂就有28首，其中大部分属于中药经皮给药，运用外敷、药浴、喷鼻、洗眼、糁耳等法治疗小儿内、外、五官科诸病。

历代应用外治法经皮给药治病的医家不乏其人。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收集医方4500多首，其中有1200余首外治方，运用了50多种外治法，涉及内、外、妇、儿各科的各种病症。该书载有许胤宗治柳太后中风不语，用大剂黄芪防风汤熏蒸而苏醒，是治疗内科重病的例证。与孙思邈同时代的王焘在《外台秘要》中也收集了大量外治方，如用苦参煎汤淋浴治小儿身热等。

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已有可用于局部治疗或透皮吸收的膏药。

明代薛己校注宋代陈自明撰写的《妇人良方》，收载外治方67首，运用了22种外治法，使用药物101种，包括芳香走窜、收敛固涩、行气活血、泻火解毒、温里祛寒等十二类药物，大多是经皮给药。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收集了明代及明代以前的单验方一万余首，其中有大量的经皮给药外治法，仅小儿外治方就有232首，书中还记载了不少穴位敷药疗法的内容。

四、中药经皮给药理论及应用的趋向成熟

经皮给药的渊源虽早，但其应用范围和理论基础并不十分明确，历代诸多著作中均有涉及。纵观整个经皮给药的发展历程，鼎盛时期及理论成熟应属清代。

对于经皮给药的机制，清代名医徐灵胎曾谓：“用膏贴之，闭塞其气，使药性从毛孔而入其腠理，通经贯络，或提而出之，或攻而散之，较之服药尤有力，此至妙之法也。”这一段论述已较明确地阐述了皮肤吸收的机制。

清·程鹏程纂辑的第一部外治法专书《急救广生集》（又名《得生堂外治秘方》）总汇了清代嘉庆前千余年的外治经验和大法。此书经数十年悉心类聚，引书达四百种左右，选方1500余首，大部分属于经皮给药制剂，涉及杂证、急证、奇证、妇科、幼科、疡科、骨伤、预防等各科，由得生堂刊行于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所载诸方，具有简、便、廉、验的特点，如在虚汗门中，介绍了汗证的一些外治方法，如自汗不止用何首乌末津调敷脐中、盗汗者取五倍子末填脐中以及临卧用川郁金末津调涂乳上之止汗法。其他如用蒜泥贴足心治疗鼻血不止等。全书分门别类，眉目清晰，颇便寻览。程氏推崇外治，并非排斥内治，谓其著：“予汇此集，非谓尽外治之法，可以废汤饮之剂也，不过取便于仓猝，使病者勿药有喜之意。”其关于内治、外治的观点，当为后世之鉴。本书专事外治，以佐内治之不逮，可视为我国最早的外治专著。

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吴师机将弃儒从医以来从事研制膏药等外治法所获的丰富医疗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总结，编撰成《外治医说》，由于正文用“骈文”形式撰写，又名为《理瀹骈文》，是一部以中医学理法方药为理论依据，而以外治法为主要内容的临床著作。书中强调：“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药，亦即内治之药。所异者，法耳。”意思是：外治与内治，在病因、病机、辨证用药方面是相等同的，只是给药方法、吸收途径不同而已，它阐明了内治与外治原理的一致性，是我国的早期的经皮吸收理论。吴氏提出的三焦分治原则，不仅为后世运用外治法提出了较高的理论要求，而且对于临床上选择施术提供了理论依据。吴氏善用外治法，尤其擅长用膏药治病，他认为“膏可统治百病”，经过临床实践，进一步发展了膏药的治疗范围。又说：“外治必如内治者，先求其本。本者何？明阴阳，识脏腑也。”意思是中医外治经皮给药必须遵循中医基本理论指导。他提出的“明如镜，黑如漆”“黑之功在于搅，亮之功在于扇”“膏以师药，药以助膏”，是对黑膏药作用机制、制备关键、质量控制的精彩描述。吴氏膏药论中说：“凡病所聚之处，拔之则病自出，无深入内陷之患……无妄行传变之虞。”说明经皮给药制剂可以获得局部皮肤深部效应。该书总结和运用了20多种外治法，记载了大量的中药经皮给药方剂，从而使外治法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许多内容属于现代物理疗法的早期成就，对后世影响很大。

乾隆乙卯年（公元1795年），才识及医学修养具丰的赵学敏将散在民间的医药经验及铃医外治之法撰成《串雅内外编》，其中有大量经皮给药内容。其中，《内编》选方427首，筛选认真，注重疗效，可以说是民间医疗经验的专辑；《外编》所收的外治法资料十分丰富，内、外、妇、儿、五官等科的一些急慢性疾病，无不可以选择外治疗法，使一向被视为医中小道的外治法，登上了大雅之堂，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也为外治法更快发展奠定了基础。书中所载的五倍子研末敷脐止盗汗，吴茱萸末敷足心治咽喉肿痛等，至今仍为临床医生采用。

清代除上述三部外治法巨著外，对经皮给药外治法做出新贡献者，还有邹存淦的《外治寿世方》、陆晋笙的《溪外治方选》等。

清代对经皮给药外治法的临床应用和理论研究达到中医学发展的鼎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