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语用学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 语用学的定义

“语用学”( pragmatics) 这一术语最早产生于语言哲学领域。1938年，美国语言哲学家莫里斯 ( Morris) 在其著作《符号学理论基础》(Foundation of the Theory of Signs) 中首先提出了“符号学三分说”，即“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并认为“语用学是研究符号和符号解释者之间的关系”。自此，“语用学”这一术语被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普遍采用，但不同学者对这一术语的界定和解释却不尽相同。关于“语用学”的定义在列文森 (Levinson) 的《语用学》(Pragmatics) 一书中占据了将近50页的篇幅，可见其复杂性。现将国内外学者给“语用学”的较有代表性的定义列举如下：

（1）“语用学是符号学的这样一个部分，它在符号出现的行为中研究符号的起源、应用与效果。”

（2）“如果一项研究明确地涉及语言使用者，我们就把它归入语用学领域。”

（3）“语用学研究语言结构中被语法化或被编码的语言和语境之间的关系。”

（4）“语用学是对所有那些未能纳入语义理论的意义侧面的研究。”

（5）“语用学是对语言和语境之间对于说明语言理解来说是十分根本的那些关系的研究。”

（6）“语用学研究语言使用者将语句和恰当使用该语句的语境结合起来的能力。”

（7）“语用学是对语言行为以及实施这些行为语境所作的研究。”(Stalnaker)

（8）“语用学是一种旨在描述说话人如何使用一种语言的句子来达到成功交际的理论。”

（9）“语用学是对话语怎样在情景中获得意义的研究。”

（10）“语用学研究由社会语境确定的人类使用的语言的条件。”

（11）“语用学研究如何利用语境来推断出意义。”

（12）“语用学研究人们相互交谈中的意义。”

（13）“语用学研究说话者意义、语境意义、交往亲密程度的表达方式，以及研究如何通过话语的明说内容传递更多的信息。”

（14）“语用学是一种与人类诸种行为中的语言现象的使用相关的且从认知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整体角度对语言现象的综观。”

（15）“语用学是现代语言学用来指从使用者的角度研究语言，特别是使用者所做的选择、他们在社会互动中所受的制约、他们的语言使用对信递活动中其他参与者的影响。”

（16）“语用学研究在社会互动中控制我们选择语言的要素以及我们的选择在他人身上所产生的效果。”

（17）“语用学研究在一定的上下文里语言的使用，包括所产生的字面意义和蕴含意义，以及可能产生的效果的学科。”

（18）“窄式语用学是一种语言功能理论，它研究语言使用人是如何在附着于人的符号束、语境和智力的参与和干涉之下对多于话面 (字面)的含义做出解释的。宽式语用学是一种语言功能理论，它研究语言使用人是如何在附着符号束、语境和智力的参与和干涉之下理解并运用话语的。”

（19）“语用学研究语言的使用和理解，既研究说话人利用语言和外部语境来表达意义，也研究听话人对发话人说出的话语的解码和推理。”

（20）“语用学就是研究话语在使用中的语境意义，或话语在特定语境条件下的交际意义，包括意义的产生与理解，也包括交际中语言形式或策略的恰当选择与使用。”

对以上各种定义稍加梳理，即可提炼出几个关键性的基本概念，即“语言的使用”“语言使用者”(包括发话人和受话人)、“语境”“意义产生和理解”。为了区别语义学和语用学，利奇 (Leech,1981) 提出了四条标准，以判断对意义的某种讨论是否属于语用学的范围：

（1）“是否涉及发话人或受话人，或 (在不考虑说/写区别的情况下我宁可称他们为) 言者或听者”；

（2）“是否涉及言者的意图或听者的理解”；

（3）“是否涉及语境”；

（4）“是否涉及通过使用语言或依靠使用语言而施行的那种行为或行动”。

如果对以上四个问题的回答至少有一个是肯定的，那么就可以认为讨论的对象属于语用学。根据提炼出的关键词以及利奇的四个标准，本书把“语用学”界定为：语用学研究语言在语境中的使用，即语言使用者 (包括说话人和听话人) 在一定的语境中交际时如何利用语言进行意义的表达和理解。

二 语用学的主要研究内容

（一）国外的语用研究

在20世纪30—40年代莫里斯提出语用学概念之初，学界主要争论的是语用学感念本身的含义和它同语义学的区别，而关于语用学的具体研究对象并没有被明确地提出来。到了50年代，巴尔·希列尔 (Bar Hillel)总结了先师们的研究，提出把语言中的指示语 (indexical expressions) 作为语用学的研究对象，指示语成为第一个明确的语用研究单位。

60年代，英国哲学家奥斯汀 (Austin) 把语言的使用视为一种行为，提出了言语行为 ( Speech Act) 理论，主张“说话就是做事”( to say something is to do something) ，他的基本观点是说话人如果说出了有一定意义并可以被听话人理解的话语，他就是实施了某种行为，这种行为称为言语行为。奥斯汀的学生塞尔 (Searle) 在70年代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言语行为理论，并提出间接言语行为 (Indirect Speech Act) 理论，即在某些时候话语的字面意义并不能直接反映出说话者的交际意图，“说话人之所以能传达出多于或有别于话语字面意义的含义，其所依靠的是他和听话人之间的共有知识，以及听话人所具有的一般分析和推理能力”。言语行为理论在语用研究中意义重大，甚至可以说是语用研究的核心理论，言语行为相应地也成为语用分析的基本单元。

70年代，语用研究还有一个重要进展，就是美国哲学家格赖斯(Grice) 提出了“会话含意”(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说，他把话语的含意分为常规含意 (conventional implicature) 和会话含意，常规含意由组成话语的词语意义确定，不需要借助语境，而会话含意的推导需要语境因素的参与。格赖斯还提出了如何推导会话含意的“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包括数量准则、质量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四条准则，指出这是交际双方为了使会话顺利进行，应该共同遵守的一些原则，如果交际的一方违反了其中的一个或几个准则，就产生了会话含意。会话含意及其推导机制成为语用学研究的又一热点，对格赖斯会话合作原则和会话含意的修正甚至成为语用学研究的主要工作，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霍恩 (Horn)、列文森、利奇以及斯珀波和威尔逊 (Sperber ＆ Wilson)的研究。

霍恩 (1984) 把格赖斯的四条准则改造为两个原则：量原则和关系原则，但由于过分原则化，缺乏会话含意推导的媒介，实用性不强，所以影响有限。列文森在其专著和论文中多次阐释了会话含意推导机制，于1991年正式提出“新格赖斯语用学机制”的三原则，即量原则、信息原则、方式原则，成为相关理论多年研究的集大成者。

为了“补救”合作原则，利奇 (1983)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礼貌原则”(Politeness Principle)。利奇把礼貌原则表述为：“尽量减少(其他因素相等的情况下) 不礼貌信念的表达，尽量增加 (其他因素相等的情况下) 礼貌信念的表达。”具体包含六条准则，即得体准则、慷慨准则、赞誉准则、谦逊准则、一致准则和同情准则。礼貌原则解释了某些合作原则无法解释的现象，是对合作原则的重要补充。布朗 (Brown) 和列文森也探讨了交际中的礼貌问题，提出“面子理论”，认为“所有有理性的社会成员都具有面子”，包括负面面子 (negative face又称消极面子)和正面面子 (positive face又称积极面子)，面子是“人们的基本愿望或需求”, “在社会交往中，交际者必须时刻注意照顾或增加彼此的面子”，人们在实施一些威胁面子的言语行为时，为了减少对对方面子的损害，需要采取某些礼貌策略 (Politeness Strategies)。在礼貌原则和面子理论的框架下，众多研究者对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礼貌现象和礼貌策略进行了大量研究，礼貌现象成为语用学研究的又一个基本单元。

对格赖斯语用含意推理机制的修正最具有突破性的是斯珀波和威尔逊的“关联理论”，从人类认知的角度对言语交际进行解释。他们认为，“定识在语境中的关联程度取决于其语境效果能达到多大限度，以及所需要的心力能控制在多小限度”。提出了最佳关联假设：“明示刺激 (ostensive stimulus) 具有足够的关联性，值得听话人付出努力进行加工处理；它与说话人的能力和偏爱 (preferences) 相一致，因而最具关联性。”交际的两个关联原则：一是认知关联原则 ( Cognitive Principle of Relevance)，即“人的认知倾向于追求最大关联”；二是交际关联原则 (Communicative Principle of Relevance)，即“每一个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为它本身具有最佳关联性”。关联理论是在分析格赖斯会话合作原则缺陷的基础上产生的，使有关含意推导的话语认知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将语用学的研究与认知科学联系起来，开拓了语用学新的路向——认知语用学。

20世纪60年代，德国的一些学者如阿恩特 (Arndt) 等人开始关注话语小品词的作用，这里所谓的话语小品词后来被称为话语标记语或语用标记语。他们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此后，人们开始从功能的角度探讨话语标记语。列文森也发现了这一现象，只是没有直接使用话语标记语这样的术语，他指出：“英语，毫无疑问绝大多数语言中，都有很多标记某一话语与前面话语之间所存在的某种关系的词语和短语，如位于句首的but, therefore, in conclusion……等。人们普遍认为，这些词语至少包含了非真值条件意义……它们常常表示所在的话语仅仅是前面话语的一种回应、延续。”70—80年代之后，随着语用学的确立和发展，话语标记语也成为语用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对话语标记语的研究都是从句法—语用的角度进行的。

除了以上提到的指示语、言语行为、会话含意及其推导机制、礼貌原则、面子理论和话语标记语之外，列文森在《语用学》中把预设和会话结构也明确纳入语用研究的范畴。预设 (Presupposition，又译为“前提”或“先设”) 最早是一个哲学概念，20世纪70年代受到语用研究的关注，语用学对预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预设对语境的敏感性，二是预设的本质问题。关于预设的本质，学界大致有三种看法：第一种认为语用预设是一种语用推理，指“那些对语境敏感的，与说话人的信念、态度、意图有关的前提关系”；第二种认为语用预设是“有效实施言语行为必须满足的恰当性条件”；第三种看法认为，语用预设“指交际双方所共有的知识”。会话是一种最基本的语言使用形式，对会话结构 (Conversational Structure) 的分析，可以使我们观察和了解到话语结构在语用方面的表现，帮助我们正确使用语言。分析会话结构，就是要考察语言使用者在进行言语交际的时候遵循的是什么样的程序，并研究这些程序的语用表现。“从语用学的角度看会话结构，往往把结构格式同语用学的其他内容 (指示语、前提、含义、言语行为等) 结合起来观察。”会话结构分析涉及其中的预示语、插入语，等等。

综上所述，语用学研究可以说是理论纷出、分支众多，它们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语言在使用过程中跟语境有关的各种情况，它们的研究方法和基本理论既有差异又有重叠。由此发端产生了语用模块论，即当前语用研究的不同分支可以归纳为社会文化模式和认知模式两种基本类型。语用研究的社会文化模式探究的是各种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如何影响语言的使用，“目的是发现和阐明一定的社会集团中或一定的人群中，制约人们语言使用的潜在规范”，研究某一特定社会环境中人们的说话习惯和语言使用常规，从而概括出对语用现象具有解释力的预测力的规律。语用研究的认知模式则主要探索人在语言使用中的认知基础和头脑中理解言语信息含义的推导过程，重视研究一些普遍的认知原则，主要使用演绎的方法，“以解释性机制和普遍适用性为理论目标”。社会文化模式和认知模式既相互独立又互相依存，共同构成语用理论框架的统一体，前者把语用看作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归纳出语用常规或规范，具有社会文化依赖性；后者把语言使用看作认知现象，研究语用认知的原则或规律。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大致归纳出语用学的研究基本分析单元：

指示语：用于完成指示功能的语言形式。

言语行为：说话人如果说出了有意义且能被理解的话语，他实际上就是实施了某个行为。

会话结构：语言使用者交际时所遵循的结构格式及其语用体现。

礼貌和面子：说话人为了实现交际目的而会采取礼貌策略，顾及彼此的面子，维护和睦关系。

话语标记语：指的是一些在言语交际中的词语或结构，具有丰富的语用功能，在话语的理解和生成中起着重要作用。

预设：“以实际的语言结构意义为依据，靠逻辑概念、语义、语境等推断出的话语的先决条件。”

以上属于社会文化模式，下面的“会话含意”属于认知模式。

会话含意：说话人在交际中所要表达的意义或意图，这种意义不一定是字面意思直接表达的，往往需要利用会话原则 (合作原则、关联原则等) 推导出来。

同以上把语用划分为几个基本分析单元进行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语用综观论”，代表人物是比利时的维索尔伦 ( Verschueren)，他(1999) 在《语用学诠释》(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一书中较为系统地阐释了语用综观论的观点。“语用综观论”反对“基本分析单元说”，认为“语用学不仅不能和语音学、音位学、形态学、句法、语义学这个对比集相并列，也不属于神经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这类跨学科领域”, “语用学涉及到的是语言性行为的全部复杂现象”，所以根本无法给语用学设定一个基本分析单元，这从维索尔伦给语用学下的定义中也可以看出来。“语用综观论”结合语言运用的认知过程，并将其放在社会、文化大背景下考察语言的功能和交际的运作，指出语言使用过程在语境中具有选择性、协商性和顺应性。

英美的“语用基本单元分析说”和欧洲大陆的“语用综观论”是目前语用学研究领域的两大派别，分别形成了“微观语用学”和“宏观语用学”两种研究方向。从“语用即语言使用”这样最基本的认识来看，人类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下使用语言，其过程必然伴随着认知活动，语用分析的各个基本单元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难以相互剥离、截然分开。因此，在语用分析的过程中应有宏观的视野和普遍联系的意识。语用学涉及语言内部和外部多层次、多方面的复杂情况，就本研究来说，讨论的是第二语言语用教学与习得问题，如果采用综观论的视角，则极可能导致问题的复杂化，不易在教学实践中贯彻，所以，本书的相关讨论将在宏观意识的指导下，以语用基本单位为对象进行。

（二）我国的语用研究

语用学在我国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国外语用学的引进、评价和研究，二是从语用角度研究汉语语法。

1．国外语用学的引介和研究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外语学界就已开始引进西方语用学的相关理论。学者们有的把国外有代表性的语用学著作译成汉语，有的发表专题文章或系列文章介绍和评价语用学理论，使语用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和语用原则 (以微观语用学为主，也有宏观语用学) 相继被引入中国。在此基础上，学界在语用理论与实践方面也展开了一些研究，有的利用语用理论探讨语言交际 (大部分是英语) 的具体问题，有的对会话原则进行修正和补充，研究范畴基本没有超出上文所论述的西方语用学分析框架，此处不再赘述。另外，也有一些学者开始探索建立汉语语用学，如左思民的《汉语语用学》(2000)、钱冠连的《汉语文化语用学》(1997)，等等。

2．从语用角度研究汉语语法

汉语学界对语用研究也有浓厚的兴趣，但关注的重点和西方语用学不同，研究的范围大小也不一样。西方语用学旨在探索和揭示语言交际的本质，研究人们使用语言进行交际的整个过程中的原则和规律，涉及社会语言文化情境中语言使用的方方面面，研究范围比较大，称为大语用，或交际语用学。汉语研究者主要关注的语用问题，则只是限于上下文语境下和句法结构有关的语言运用，是语法三个平面——句法、语义、语用——当中的语用平面，属于句法语用研究，或结构语用研究，称为小语用，或结构语用学。

最早提出三个平面 (句法、语义、语用) 理论的是胡裕树和范晓两位先生 (1985)，他们认为，语法研究中的句法平面研究词与词之间 (符号之间) 的关系，语义平面研究词与客观事物 (符号与内容) 之间的关系，而“语法研究的语用平面，是指对句子进行语用分析。句子词语与使用者 ( 符号与人) 之间也有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属于语用的(pragmatical)。研究语用，也就是研究人怎样运用词语组成句子相互进行交际”，是对句子的动态分析。结构语用学研究的语用，即跟句法有关的语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话题结构 (topic structure)

话题结构即句子“话题—述题”的语用结构。话题是表述的出发点，谈论的对象，通常是已知信息。述题是说明主题的部分，对话题进行叙述、描写、解释或评议，通常是未知信息。同样的语义结构，如果表达的话题不同，使用的句式就不一样，语用价值也就不一样。例如“我喝橘子汁”和“橘子汁我喝”，前者的话题是“我”，说的是“我怎么样”，后者的话题是“橘子汁”，说的是“橘子汁怎么样”，话题不同，表现出说话人关注的中心不一样。研究话题结构，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言谈的中心和表述的起始点，以及句子中的已知信息和未知信息，在交际中把握说话人关心的是什么。

（2）信息结构 (information structure)

信息结构指的是信息传输过程构成句子的各种信息的组织模式。为了更明确地表意，在交际中传输的信息既有新信息又有旧信息，既有各种时空信息又有各种事理信息，我们必须把这些信息按照一定的组织结构组装在一起发送出去。交际最基本的单位是句子，因此，如何通过一定的句法手段把各种信息编排在句子中，一方面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方式；另一方面也能体现出说话人的交际意图。研究信息结构，主要研究新信息和旧信息、时空信息、事理信息等的句法表现、组织模式和推进方式。

（3）焦点 (focus)

焦点又称为表达重点或表达重心，指的是一个句子中因为表达需要而重点说明的部分。一个具体的句子有一定的句法结构，句法结构中的哪个句法成分属于表达的重心是由表达的意图决定的。为了突出焦点的表达，常常要变化句式。例如“是我打扫的房间”“我打扫的是房间 (不是厨房)”“我把房间打扫了”，这三句话的结构变化是由不同的表达重点引发的，第一句的焦点是“我”，第二句的焦点是“房间”，第三句的焦点是“打扫了”。研究焦点有助于解释句法结构发生变化的原因，在交际中也可以帮助听话人了解说话人的表达意图。

（4）语气 (mood)

语气反映句子的表达用途，可以分为陈述语气、疑问语气、感叹语气、祈使语气等。相同的句法结构，加上不同的语气，表达用途就不同；相同的语气，即使句法结构不同，表达用途也相同。例如“他有十块钱。”和“他有十块钱？”句法结构相同，但一个是陈述语气，一个是疑问语气。“他有十块钱吗？”和“他是不是有十块钱？”句法结构不同，但都是疑问语气。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语气和句类并不是一一对应的，例如疑问句，既可以表达疑问语气，也可以表达感叹或祈使语气。研究语气就是要揭示表现不同语气的句法手段和附加手段，也有助于了解说话者的言语行为类型。

（5）口气 (modality)

口气指的是交际时附着在句法结构上的说话者对所表达的话语的主观情态。句子可以表现种种口气，肯定与否定、急促与舒缓、直接与委婉，等等。表现口气的句法手段可以是使用副词，比如“确实、简直、干脆、何必、难道、一定”等，也可以在句子中添加独立成分，比如“依我看、据说、看样子、说不定、老实说”，等等。研究口气，可以揭示表达不同口气的语言形式，在现实中有助于了解说话人对所表达命题的主观态度和评价。

（6）句法成分的位移 (the movement of the syntactic constiteunts)

在静态的语法分析中，句子都有一定的结构规则，而在语言使用的动态过程中，为了诸如主题、焦点、语气、口气等表达的需要，句法成分常常发生位移，在语序上出现种种变化，成为变式句；或在语境中省略某个成分，成为省略句。研究句法成为的位移和省略，可以了解各种句型、句式、变式句和省略句所表现的语用价值，相应地也有助于在表达某种特定的语用意义时选择正确的句子形式。

（三）中西方语用研究综观

1．交际语用学和结构语用学的关系

如前所述，西方语用学界主要研究的是交际语用，中国汉语学界主要研究的是结构语用，二者虽然各有侧重，但也不无交叉。

话语标记语是西方语用学较少从结构语用角度研究的语用现象，汉语学界在语用平面的研究中也注意并涉及了这一现象，只是没有使用专门的术语进行专门的研究。

指示语是西方语用学研究的基本单元之一，分为人称指示 ( person deixis)、时间指示 ( time deixis)、地点指示 ( place deixis)、话语指示(descourse deixis)、社交指示 (social deixis) 五类。确定指示语所指代的信息才能正确理解话语的意义。指示语通常作为句法成分出现，例如，人称指示语“我、你、他”，时间指示语“以前、现在、下个星期”，地点指示语“这儿、那儿、附近”，等等。当确定指示语的所指需要情境语境参与，且和句法结构无关时，不在结构语用学研究范围内；当确定指示语的所指只需通过上下文语境并联系句法结构时，它就成为语用平面研究的内容，例如“小李这个人，我不喜欢他。”“他”作为人称指示语，指的是前移位成分“小李这个人”。

关于预设，虽然西方语用学界还有很多争论，但研究的目的是通过推导话语中携带的预设信息，使听话人能够准确地理解话语，达到交际意图。结构语用研究预设，主要跟句子的焦点有关。例如“考上厦门大学的是小李。”焦点是“小李”，预设是“有人考上厦门大学”; “小李考上的是厦门大学。”焦点是“厦门大学”，预设是“小李考上了某个大学”。

西方言语行为研究如何以言行事，结构语用研究对此也有所涉及，语气研究的陈述、疑问等其实就是言语行为的类型，不过语气的研究对象仅限于与句法结构相关的附着在句法结构上的句子功能方面的信息。言语行为的表达和理解如果涉及情境语境或者社会文化语境，就不属于语用平面了。

会话结构也是交际语用学和结构语用学都关注的问题，但侧重点不同。交际语用学重点探讨话轮的推进和转换模式，结构语用学主要讨论主题结构、位移结构、焦点结构等句子内部的信息组合方式。说话人表达信息时的推进方式是两者共同研究的对象，只是交际语用学更关注句子和句子之间组合方式，而结构语用学更侧重句子内部的信息编排研究。

会话含意需要在特定的语境下推导，面子问题和礼貌现象则同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因而都不是结构语用学讨论的范畴。

2．语用学的分类

利奇 (1983) 把语用学分为语用语言学 (pragmalinguisitics) 和社交语用学 (sociolinguistics) 。他指出，语用语言学涉及的是语用学和语言学交叉点，也就是指在一定的语言中要传达某种特殊的示意 (illocutions)所采用的特定的语言形式，以及某种特定的语言形式所传达的示意；社交语用学指的是语用学的社会学界面，和社会语言学非常相近。利奇还使用了一个图表来标明语用语言学是和语法有关的，社交语用学是和社会学有关的。利奇对语用学的这种分类是目前学界比较认可、也最常引用的一种分类。利奇的分类主要是在交际语用学范围内产生的，虽然考虑到了语用和语法的关系，但是主要说的是语法形式和言语行为的关系，关于信息结构的编排等并没有提及，而且利奇并没有明确地举例说明，也没有提出区分语用语言学和社交语用学的方法和标准，导致后来的研究者在引用他的分类时出现了不同的解释和观点，目前仍难以完全统一。

本研究从汉语的特点出发，把和句法结构有关的语言运用纳入语用学研究的范围内讨论语用学的分类，认为把语用学分为交际语用学和结构语用学更为恰当，也更具有操作性。如前所述，交际语用学研究的范围大，结构语用学研究的范围小，交际语用学的研究在某些方面包含了结构语用学的研究内容，为了将两个概念分开，需要对它们进行重新的界定。

结构语用学研究句法结构在使用中的变化及其产生的语用意义，研究范围限于上下文语境影响下的和句法表现形式有关的语用问题。

交际语用学研究交际过程的原则和规律，研究范围涉及在情境语境和社会文化语境影响下语言的使用和理解。

从以上界定可以看出，结构语用学和交际语用学的区别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结构语用学管辖的是句子内部的语用问题，交际语用学管辖的是句子外部或超句子的语用问题；其二，结构语用学只关心制约句法结构的上下文语境，交际语用学关心制约语言使用的情景语境和社会文化语境。结构语用学和交际语用学加在一起恰好构成语用学的全部研究范围，这样符合我们在前文给语用学下的定义。

三 语用能力和语用失误

（一）什么是语用能力

语用能力 ( pragmatics competence) 是语际语语用学研究中提出的、和语用教学与习得密切相关一个概念。说到语用能力，人们很容易把它和交际能力(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联系在一起。海姆斯 ( Hymes, 1972) 认为交际能力由四个部分构成，即“形式上的合法性”(grammaticality)、“实施手段上的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语境的适应性”(appropriateness)、“现实使用的可能性”(probability)。第一个部分指的是语法能力，后三个部分则可以看作语用能力。卡奈尔和斯万 (Canale＆ Swain,1980) 认为，交际能力由四部分组成：“语法能力”(grammatical competence)、“社会语言能力”(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话语能力”(discourse competence)、“策略能力”(strategic competence)，其中社会语言能力“强调语境中言语交际的恰当性，体现了语用能力”。巴赫曼 (Bachman,1990) 认为交际能力由“语言能力”( language competence)、“策略能力”(strategic competence) 和“心理—生理机制”(psychophysiological mechanisms) 三部分构成，其中语言能力由组织能力和语用能力构成。范开泰 (1992) 提出了汉语交际能力包含三方面内容：“汉语语言系统能力 (competence of Chinese language systematicness)，即使用汉语要有合法性和可接受性；汉语得体表达能力 (competence of tactful expression in Chinese)，即使用汉语时要具有得体性，能根据说话人和听话人的具体条件和说话时的具体语境选择最恰当的表达方式，以取得最理想的表达效果；汉语文化适应能力 (Chinese competence of cultural adeptability)，即使用汉语进行交际时能适应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心理习惯”，其中可接受性、得体性和文化适应性构成语用能力。学者们对于交际能力的看法虽然不完全相同，但语用能力是交际能力的一部分却是不可否认的，这也是学界一致认可的观点。威多森 ( Winddowson,1989) 认为“语言能力由知识和技能两个部分组成，前者相当于语法能力，后者相当于语用能力”。

那么什么是语用能力呢？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描述。

科德 (Corder) 指出“学习者应该具备在特定的社会情景下选择特定的 (呼应的) 语法和 (合适的) 词汇进行表达的能力，即选择恰如其分的语序的语用能力”。

托马斯 (Thomas) 把语用能力定义为“有效地使用语言以取得某种目的的能力和理解在具体情景中如何使用语言的能力”。

罗斯 (Rose) 认为语用能力主要包括：“语用系统知识——提供不同言语行为中选择语言的范围，恰当使用语用系统的知识——使人们能够在某个具体的情景中作出恰当的选择。”

巴伦 (Barron) 把语用能力概括为语言使用者所具有的三方面的知识：“某一语言所提供的实现某一言外之力的语言资源，构成言语行为系列层面的知识，恰当地使上述语言资源语境化的知识。”

刘绍忠认为，“语用能力指听话人对语境的认识能力和在对语境的认识的基础上理解别人的意思和意图、能够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思和意图的能力”。

何自然、张巨文认为语用能力有四个特征：“a) 在语用语言层面上遵守语言规则；b) 在社交语用层面上注重文化差异；c) 在心理认知层面上了解态度和行为的制约；d) 在时空情境层面上讲究语境的限制。”

综合分析以上各家的看法，可以发现，语用能力至少涉及以下几个要素：

语境 (情景)，任何交际都必然在语境中进行，包括社会文化语境、具体的交际情景和上下文语境；

理解，即在识别语境的基础上正确理解交际对象所传达的意思和意图；

选择，即在了解语用系统知识的基础上选择恰当的语言形式；

表达，即在具体的语境中使用语言准确、得体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和意图。

由此，“语用能力”可以界定为，在了解语用知识的基础上，在语境中正确理解对方的交际意图，并选择恰当的语言形式准确、得体地表达自己交际意图的能力。

对于语用能力的分类，大部分研究者 (如托马斯、巴伦、何自然等)都因受利奇语用学分类的影响，把语用能力分为语用语言能力和社交语用能力。语用语言能力“以语法能力为基础，涉及语言的使用规则，不仅指正确地利用语法规则遣词造句的能力，而且包括在一定语境条件下正确地使用语言形式实施某一交际功能的能力”；社交语用能力“主要指根据一定的社会文化规则进行得体交际的能力”。但是，由于利奇对语用学的分类本身存在缺陷，在此框架下对语用能力的分类也难免不妥。

如前所述，语用学可分为结构语用学和交际语用学，因此对于语用能力的分类也应该使用同样的框架标准，将其分为结构语用能力和交际语用能力。结构语用能力指的是，在一定的上下文语境中选择恰当的语句结构模式正确表意，并且准确理解某种语句结构特定含义的能力。例如：

 

五个人挤一辆出租车。(语用意义：人太多)

一辆出租车挤五个人。(语用意义：车太少或太小)

 

如果学习者能够准确理解或使用恰当的结构正确表达以上两个句子不同的语用意义，那就说明其具备了这方面的结构语用能力。

交际语用能力指的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和具体的情景中按照交际的原则和规律正确理解和得体使用语言的能力。例如，学习者对于中国式的招呼语“去哪儿啊？”“看书呢？”“吃了吗？”等如果能够理解为单纯的打招呼或问候，而非感到莫名其妙或被侵犯隐私，就说明其具备了一定程度的交际语用能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语言教学中的交际能力“不是一个绝对的、静态的和抽象的概念，而是相对的、可比较的、动态的和具体的概念。”作为交际能力一部分的语用能力，也是相对的。语用能力没有一个最高限度，最低限度也许就是表意。我们很难说一个人完全没有某种语言的语用能力，除非他对这种语言一无所知；我们也不能说一个人完全具备了某种语言的语用能力，因为即使是本族语使用者在交际中也会出现失误，无法达到尽善尽美的水平。在语用教学和测试中，对这一点要有明确的认识。

（二）什么是语用失误

语用失误 (pragmatics failure) 也是语际语语用学中的重要概念，和语用习得关系密切。这个概念是托马斯 (1983) 提出的，她把语用失误定义为不能正确理解或表达话语的语用意义。托马斯在这里没有用第二语言习得中常用的“偏误”(error) 一词，主要是因为偏误通常指的是语音形式或语法形式方面的错误，而语用失误主要是由于说话的方式不符合表达习惯，欠妥当，不得体造成的，不是语法形式违反语法规则导致的问题。一般来说，说话人在交际中使用了句法规则正确的句子，但却不自觉地违反了人际交往规范或社会习惯，违背了目的语特有的文化价值观念，或者话语不合时空背景，没有恰当考虑交际双方的身份等，使交际过程遇到障碍，导致交际不能顺利进行或达到预期效果，这样性质的错误就叫语用失误。语用失误是比语法偏误更深层次的问题，给交际造成的影响或破坏力更大。

根据托马斯的观点，语用失误也可以分为语用语言失误和社交语用失误。语用语言失误指的是说话人“所使用的话语不符合本族语者的语言习惯，误用了其他表达方式；或者不知道目的语的正确表达方式，而按母语的语言习惯去生成话语”。社交语用失误指的是“在跨文化交际中因不了解双方的社会文化背景差异，导致了没有使用恰当的言语表达方式”。托马斯的语用失误分类被相关研究广泛采用，但并不是没有缺陷的，就连她自己也提到，语用语言失误和社交语用失误并不能截然分开，二者之间是有灰色地带的，有的语用失误从一个角度看是语用语言方面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则是社交语用方面的。例如，中国学生在向英语外教提问时常常会说：

I have a question to ask you.

而按照英语的习惯，这样的情况应说成：

Could I ask a question？

I'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则更加恰当。这里中国学生犯的错误可以看成语用语言失误，因为“I have a question to ask you. ”是按照汉语的表达习惯直叙的，不符合英语的语言习惯。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社交语用失误，因为在中国，学生向老师提问时可以直接说“我有一个问题请教您”不会显得不礼貌，而在英语国家，这样直接的表达方式被认为是不礼貌的表现，请老师回答问题通常要用疑问句或其他比较委婉的方式才是礼貌的，中国学生显然没有意识到两种文化中礼貌手段的差异，才导致了言语的不得体。

本研究对语用失误的分类应该同语用学、语用能力的分类保持一致性，再加上托马斯的语用失误分类法存在缺陷，因此，本书拟将语用失误分为结构语用失误和交际语用失误。

结构语用失误指的是句子内部的结构安排不符合中国人的习惯和上下文语境，或者不能准确反映和理解主题、焦点、说话者的主观情态等。例如：

 

甲：我的汉语书不见了。

乙：小王拿了你的汉语书。

 

以上对话中，甲所表达的主题是“我的汉语书”，在回答甲的疑问时也应该针对这个主题，但是乙却把主题换成了“小王”，使问答显得缺乏连贯性，而且按照汉语信息结构的习惯，在没有对比焦点的情况下，句子的焦点 (通常是新信息) 都在句尾，而乙把“你的汉语书”这个旧信息安排在句尾显然是不恰当的，因此乙说的话虽然符合汉语语法，却造成了结构语用失误。

交际语用失误指的是由于不了解目的语社会的文化习惯或交际原则和规律，导致说话方式和内容不得体，不符合目的语社会的习惯，表意不准确，或者不能正确理解话语含义。例如有的留学生想找老师聊天时说：

 

老师，我想找你谈话，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这句话在句法上没错，在结构语用方面也没有问题，但是中国人仍然会觉得不对劲，是因为这个学生不了解在中国通常是上对下的时候才用“找XX谈话”这种说法，学生对老师这样说是不礼貌的，这种失误就属于交际语用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