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浮城志异：城市意识的辩解

自1982年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开始，西西小说中乐观和轻松的笔调开始发生变化，较早有意识地介入到对香港城市身份的文字辩解当中。有关香港的前途和命运，不同的言说者曾站在不同的立场发表针锋相对的言论，对于一直生活在香港的西西等新一代港人而言，此前的政治关涉相对淡薄。这部分缘于港英政府经济挂帅的政策倾斜，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对所谓“借来的时间”和“借来的空间”的感觉并不迫切，也不与日常生活相关，只不过在切身讨论香港的未来和变化时，对于这座生活于其中、并为之付出劳动从而有效地将生存环境进行了巨大改观的城市，他们无论如何不能不担忧其不甚明朗的未来和所可能导致的失落。何况，当日中英谈判进展如火如荼，一波三折，作为这城市的居住者，他们只是被动地听取中英双方讨论他们的归属和命运。于是，《肥土镇的故事》（1982年10月）渐渐从安宁快乐的语调走向复杂的情感表达，类似于一个少年从梦幻时代走入青春期的多愁善感：“没有一个市镇会永远繁荣，也没有一个市镇会恒久衰落；人何尝不是一样，没有长久的快乐，也没有无尽期的忧伤，”充溢在阿果和麦快乐身上的快乐，就这样为淡淡的忧伤所代替，城市的将来会怎样？可以理解的是，这种担忧表明了过渡和谈判时期的人们对香港命运的某种关心，但字里行间依然可以读到对繁荣的期许和希冀。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西西的《浮城志异》（1986年4月）、《肥土镇“灰阑记”》（1986年12月）应运而生。其实，相关的话题在《玛丽个案》（1986年10月）中也有相当的讨论，而且这三篇收入短篇小说集《手卷》的作品在创作时间上非常连贯，几乎是一气呵成。

许多许多年以前，晴朗的一日白昼，众目睽睽，浮城忽然像氢气球那样，悬在半空中了。头顶上是飘忽多变的云层，脚底下波涛汹涌的海水，悬在半空中的浮城，既不上升，也不下沉，微风掠过，它只略略晃摆晃摆，就一动也不动了。

这就是许多年前浮城的诞生，没有根。而生活是需要勇气的，在浮城生活，不仅需要勇气，还要靠意志和信心。于是，短短数十年，经过人们开拓发展，辛勤奋斗，浮城终于变成一座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富庶城市。这里不但有着现代化的五光十色、光怪陆离，而且九年免费教育、失业救济、伤残津贴、退休制度等计划一一实现；不愿意生活的人，在这里享有缄默的绝对自由。那么，靠奇迹生存的浮城，会有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恒久稳固的命运吗？这既是对虚构的浮城命运的探问，也是对现实中香港的未来命运和前途的忧虑：

睁开眼睛，浮城人向下俯视，如果浮城下沉，脚下是波涛汹涌的海水，整个城市就被海水吞没了，即使浮在海上，那么，扬起骷髅旗的海盗船将汹涌而来，造成屠城的日子；如果浮城上升，头顶上那飘忽不定、软绵绵的云层，能够承载这么坚实的一座城市吗？

在对城市命运的思量当中，叙述者有意展示了浮城缺水的问题，在褒扬浮城所具备的现代化社会种种设施的同时，也对其物质主义的倾向进行了批判：浮城居民奋力辛劳的成果，是建设了丰衣饱食、富足繁华的现代化社会，但这充满巨大的物质诱惑的社会不免导致人们更加拼命地工作，从而陷入物累深邃的黑洞。在看似不经意的意识流叙述过程中，隐含着叙述者对特定历史时间的想象：这是一个绝对的时刻，也是一个特定的时刻，时针和分针分别指向了一和九，秒针不得而知。那么，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刻呢？火车来临，穿透了壁炉，这不禁会令人联想到：历史的强行侵入或改变，一九九七的到来对香港人来说，不就是这样的一个时刻吗？这个时刻的来临是注定而无法改变的，未来的生活也是香港人难以预测的。“童话故事告诉人们，子夜之前，灰姑娘遇见了白马王子。浮城的白马王子，也在时间零的附近等待吗？”既然浮城里的人无法在镜子里预见城市的命运，那么，他们就希望自己能长出翅膀，对于这些人来说，居住在一座悬空的城市之中，到底是令人害怕的事情。感到惶恐不安的人，日思夜想，终于决定收拾行囊，要学候鸟一般，迁徙到别的地方去营建理想的新巢。迁徙的话题既是叙述的必然，同时又关联于切近的现实生活：等待过渡的香港，被比拟为悬空的城市，香港人被比拟为候鸟，而未来的家园则是理想的新巢——预示了香港即将掀动的移民潮，也真切地传达出当际港人犹疑不安的心理状态。绝对时间——浮城中的生存——迁徙，构成了城市居民的命运寓言，也传递了叙述者对香港现实的冷静体察。

但候鸟飞到哪里去呢？什么地方才有实实在在、可以恒久安居的城市？而且浮城人不是候鸟，如果离去，也只能一去不返。浮城人的心，虽然是渴望飞翔的鸽子，却是遭受压抑囚禁的飞鸟。人们不能长出翅膀，而一觉醒来，地上却长满了鸟草，风吹过，仿佛拍翼的飞禽。浮城里逐渐长大的智慧孩子，令许多母亲惊惧——由于传统父亲权威的被颠覆，另外一些母亲则感到欣喜：她们的心中一直积存着疑虑与困惑，她们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难题。这时候，她们想起了智慧孩子，也许，一切将在他们的手中迎刃而解。这表明尚有许多人对于城市的未来抱持信心和希望。就是这座奇异的城市，吸引了无数的人来探索和体会，也有关心而没有来的人，他们在另外的地方观望：他们站在城外，透过打开的窗子向内观望。他们垂下手臂，显然不能提供任何实质的援助，但观望正是参与的表现，观望还担负监察的作用。在神情肃穆的观察者脸上，人们可以探悉事态发展的过程，如果是悲剧，他们的脸上将显示哀伤，若果是喜剧，当然会展露笑容。于是，“浮城”这一文学意象成为世人瞩目的所在，也成为他者参照的镜像，更成为香港历史境遇的逼真寓言。

《浮城志异》的叙述者似乎在说着不太相关的一场画展的事情，有意无意之间将许多世界名画有机地串联到了一起，但不需多加揣测和体会，就会发现叙述者的另有所指。有评论者说浮城不是香港，甚至不是任何一座城市，但又怎能不说它是任何城市的象征呢？而香港在20世纪80年代的命运和争议，自然就在“志异”的笔法中获得释放和领悟。叙述者看似不经心，以童话般幻想式的语言、蒙太奇的叙事效果，甚至旁逸斜出的奇思怪想连缀成篇，但字里行间的所指都和城市即将面临的命运改变息息相关。毫无疑问，叙述者对城市命运的关注相当深沉，她一再地通过浮城的意象和命运启示，昭告人们即将面临的选择，同时又极其巧妙地将进一步的敏感话题避开，以免这篇志异式的奇谈流露出过多的现实诘难。但显然，面对这无可躲避的时间到来，叙述者的情怀却未必始终悲观，她以平实的口吻表达了人们的内心想法，也以庄严的立场传递出某种信心，对于未来的城市，她甚至表现出一种任其自然发展的开阔与坦荡。不过，研究者需要细致探究的问题在于：浮城在时间面前的命运的必然改变，这一问题的凸显最终意味着叙述者书写香港主体自觉的延续，香港的身份关切也由《我城》中的城市意识的初萌、发展到渐次的展开和激烈的论述阶段。

且不说《玛丽个案》的新颖别致的叙述方式——几乎在每一句话之后都有远远超过正文长度的注释文字，注释的内容既富含知识普及同时又充满各种戏谑意味……仅只正文故事本身就足以令人玄想城市身份、自我主体等各种敏感话题。而类似于超链接的特异文本形式讲述的是一个名叫玛丽、长期居住在瑞典的荷兰籍儿童，因母亲去世而不得不更换监护人的故事，经过一番国际间的诉讼周折，故事的结局是：国际法院宣布荷兰败诉。玛丽个案是否一个真实的故事已经不复重要，短短的篇幅之中，叙述者为我们搜集了大量的重要的相关文本，需要自己答案的读者大可以各取所需。问题在于：无论是荷兰的监护法还是瑞典的保护法，究竟哪一个更尊重个人的意愿、个人的尊严和个人的发言权呢？被监管者的声音在哪里？叙述者所要强烈和明确表达的观念是谁更能够尊重孩童的意愿，下面的一段话明确地表达了作者的立场：

我们如今生存的社会，仍是以某撮成年人为重心、家长式统治的社会。小孩子，身体受到足够的爱护，思想却得不到应得的重视；在法律上，他们也没有发言的权利。别说所有的小孩子了，有时候，连大多数的成年人也缺乏真正的听众，在公堂上无法辩白。

叙述者提到了元代李行道的杂剧《包待制智勘灰阑记》、布莱希特的《高加索灰阑记》，并希望读者帮她找寻能够尊重孩童意愿的作品——这就是西西接下来的作品《肥土镇“灰阑记”》。于是，“肥土镇”成为西西笔下的另一个固定能指，几近程式化的虚构对象，其意义所指也已经昭然若揭：香港的发言权问题。包待制重登大堂再审《灰阑记》，故事从小孩子寿郎已经死去的外祖母开始写起，并于文本中进行了某种缺席审判。寿郎的父亲死于谋杀，这固然是咎由自取，“我”自认为没有理由落井下石，但奇怪的是全家人没有一个想念他，大娘和二娘还为了钱财、性命、孩子的抚养权闹上了公堂。但更奇怪的是，“我”出场最多，排名却在末尾，是因为，“我”并不是来演戏的吗？虽然和这么多的演员站在一起，“我”是身在戏场的外角。演员们站了许久，案子也断了许久，还没有任何头绪，叙述者的用心显然已经不再是包丞精明公正的断案故事，当然也不再着意于究竟谁是马寿郎的亲生母亲的争执问题，而在于将舞台上的灯光聚焦于马寿郎，让他在终于按捺不住的时候悄然发声：

为什么不来问我呢？谁药杀了我父亲、谁是我的亲生母亲、二娘的衣服头面给了什么人，我都知道，我是一切情节的见证。只要问我，就什么都清楚了。可是没有人来问我。我站在这里，脚也站疼了，腿也站酸了。站在我旁边的人，一个个给叫了出去，好歹有一两句台词，只有我，一句对白也不分派，像布景板，光让人看。其实，也没有什么可看，因为中国平剧的布景，十分抽象。我并不是哑巴，又不是不会说话的婴孩，为什么不让我说话、问我问题？这到底是谁编的脚本？

试问编者的意图，寿郎的存在难道仅仅只是道具或者陪衬？在对编者进行了质问之后，寿郎也将他的疑问抛向观众：千百年来的观众，你们究竟在看什么呢？

死者已矣，要决定的可是我的将来。难道说不是我寿郎，才是最重要的角色么？这么多的人来看戏，到底想看什么？看穿关、看脸谱、看走场、看布局的结与解，看古剧、看史诗、看叙事、看辨证；还是，看我，一个在戏剧中微不足道的 ‘侠儿’，怎样在命途上挣扎，获取尊敬？或者你们来看《灰阑记》，是想看看包待制如何如何聪明而且公平的京官？真奇怪，舞台上的灯光，都投射包待制的铁脸上，那象征了所有的希望和理想么？我站在他撒下的昏黄的小粉圈里，只期望他智慧的灵光？我和一头待宰的羊有什么分别？

小说反复多次出现寿郎的自白和申诉，企图通过个人的声音以确认自我的身份，这种主体情绪的宣泄、缺乏关注的第三者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下的自我发声的焦灼之感一如戏剧演出时的紧锣密鼓，不断敲击并震撼着读者的心灵，挑战读者的伦理经验和个人感情的底线：

其实，谁是我的亲生母亲，也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还是：选择的权利。为什么我没有选择的权利，一直要由人摆布？包待制一生判了许多案子，也一直继续在判，可是这次，我不要理会他的灰阑计，我要走出这个白粉圈儿。谁是我的亲娘，我愿意跟谁，我有话说。

锣鼓号跋齐鸣吧，探射的灯光，集中到剧场这边来吧，我站在这里，公堂之上，舞台之中。各位观众，请你们倾听，我有话说。六百年了，难道你们还不让我长大吗？

小说篇末注明写作时间为1986年12月，其时香港回归大势已定，而关于回归的各种具体细节却还在如火如荼的交涉和谈判当中。此时此刻，西西取材于旧的戏剧故事，敷衍出这样一篇故事新编，同时在叙述中不断穿插宗教、历史叙述中的相关联的原型故事，不可谓不敏感，也不可谓不尖锐。至于其所代表的特定人群的声音和对选择的权利的要求，也不可谓不义正词严。但需要甄别和反问的却是：这样一个第三者的角色存在，究竟应当由谁来承担责任呢？或许是有意，但也许是无意之间，这一更加深层的问题追问却被回避或者忽略了！

更加富有意味的是，西西的《肥土镇“灰阑记”》是一部戏中之戏，是声音中的声音，同时主人公和叙述者的间断的沉默也在强化着个体的声音，所以，这部作品几乎以最大的可能性展现了不同身份和声音者的立场。在整体的有效掌控之中，“发声者”马寿郎的身份也在不停地发生变化，此变化之复杂正如黄子平在《灰阑中的叙述》中所揭示的：“他至少有三重身份：首先是故事里的那个马寿郎，一切都有他在场亲历亲见；其次却是舞台边上正在扮演的 ‘马寿郎’，我们经由他的耳目听到对白看到剧情；再次便是由西西的 ‘质询’武装起来的五岁小孩，他见多识广，心明眼亮，莫说大娘、赵令史、苏模棱、董超、薛霸等一班恶人瞒不了他，就连装神弄鬼的包待制，他也有一肚子的 ‘腹诽’。这个叙述者遂成功地将传说、传说的现代搬演及对这搬演的批判三者融为一体，将六百年时间也顺便压缩到了同一个平面。”在内地人看来，香港人理所当然应该站在祖国的一方。历经百多年的殖民统治的苦痛和屈辱，渴望回归祖国怀抱的心情难道不是始终如一吗？民族大义固然不容置疑，但却部分忽略了多年来形成的内地和香港之间巨大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差异。姑且不说香港和内地之间巨大的经济差异导致部分香港人不愿意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和经济水平而屈就内地，同时又由于香港百多年的殖民化统治，在公民观念以及社会管理制度等多方面几乎已经和西方发达国家持平，甚至超出其殖民国英国，重回内地怀抱是否意味着某些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不协调呢？

实际上，最为香港本土人士所担忧的，是内地曾经疯狂残暴的“文革”政治运动所间接造成的恐惧心理。置身新中国成立后内地屡次政治运动的人们，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的书写与倾诉阶段，似乎完成了对过去历史的清算和个人伤痛的治愈。人们需要前行，过往的伤痛需要忘却，包括个人的、集体的甚至国家民族的创痛。香港的情形却不同，多年累积的关于内地政治意识形态的阴影在政治意识淡化的香港已然渐成习见，再加上香港居民多数由内地政治、经济难民构成，因此，对过去岁月中可怕的政治迫害的过度想象遂成为徘徊在回归主题上的一道阴影，很多香港人在并不知晓或确切了解内地的香港政策，对改革开放后的内地一无所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一厢情愿地夸大内地政治生活高压状态的情况下，受到被过分渲染了的恐怖与忌惮情绪影响而选择了移民他国，从而在回归到来之前离开香港。而中英会谈当中，出于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反复斡旋所采取的步步为营策略等原因，两国领导人的谈判进程一波三折、充满着变幻莫测的成分，于是，每一次的争取和妥协都牵动着千万港人的神经。回归以后，经济能否持续发展？政治是否宽松？甚至能否保有香港当前的稳定和繁荣？“五十年不变”之后意味着什么？所有这些不确定因素都在众声喧哗中变得可疑，部分香港市民也在主权争拗过程中产生被忽略、被压抑甚至被包办的情绪，由此出发，一种异议的声音，一种要求自我身份和主体在场的声音也就随之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