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行用了将近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戛然中止。
此后百余年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科举制从开始偏激地声讨、冷静地反思，到现在全面、客观地进行研究，科举学形成一门显学，说明科举制的历史没有远离我们而去。这一曾牵动一千三百多年中国社会世道人心的制度，其对中国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影响，对中国文化传统演进的影响，不是凭一纸废除的“诏令”就能终结的；相反，亟须我们走进科举制历史，深入地去研究、分析、吸纳、消化该制度的内容、生命力和影响力，取其精华，剔除糟粕，对其功过是非给出正确的评价，对该制度的进步性、合理性、公正性给予肯定、弘扬和借鉴，而其所存在的弊病与腐朽性，则给予揭发与批判。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年轻学子，选择了科举研究的学术方向，投身于中国科举史的研究。江西师大邱进春博士，就是其中的一位。
科举研究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它涉及历史学、教育学、中国语言文学、考古学，文物、图书、档案、博物馆学、汉学等领域，不是哪一个学科能够包办得了科举史和科举学的研究。本书作者邱进春，是古代汉语专业硕士、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他具备了从事中国古代科举史研究的学力和基础。《明代江西进士考证》，是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一部科举史研究学术专著。
科举史研究，须是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研究相结合，即总体概括千百年的科举史、断代的科举史和各个专题的科举制研究相结合；而这三者之研究，又离不开理论性的探讨与基础性的研究相结合。基础研究是一切科举研究的基础。基础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科举文献的挖掘与整理；二是对历代登科人物的资料挖掘与整理。摸清历代登科人物的总数、掌握登科人物的传记资料，这是科举研究之基础的基础。如果将科举史研究比作一座大厦，那摸清历代登科人数及其主要的传记资料，就是大厦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科举研究就成了“空中楼阁”。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国历代登科总录》，做的正是这一基础性工作。
2003年，作者考进浙大古籍所古典文献专业，我成了他的博士生导师。经相商，确定了将攻博论文的撰写，与参加《中国历代登科总录》子课题《明代登科总录》结合起来。作者即以明代江西进士研究为题，投入了三年艰苦而深入的研究。《明代江西进士考证》这篇学位论文，便是他交出的一份优秀的研究成果。
不言而喻，本书是一项中观型的基础性研究。江西是科举大省，明代江西科举，继续保持宋代科举繁荣时期前沿地位的强劲势头。作者指出：“有明一代，江西在科举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不仅在数量上居于全国前列，而且质量上也相当突出。”可以说，与南直隶、浙江同居于前列地位。作者选取明代江西进士，作为区域性基础研究的对象，具有典型意义。作者又是江西人，在江西求学、工作，做此项研究又有地利、人和之便。
本书特点，首先是不厌其烦、深入地下功夫选取第一手科举文献资料，资料运用之精审、翔实、可靠，在同类研究中是佼佼者。试以明代江西进士总数研究为例，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认为有2761人，郑建明《试论江西进士的地理分布》认为有3008人，谢宏维《论明清时期江西进士的数量变化与地区分布》认为有2728人，三者相差甚远，何故？他们在统计明代江西进士总数时，主要依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国朝历科进士题名碑录初集·明洪武至崇祯附》，甚至依据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基本上都是根据第二手资料。所以得出的结论既不统一，也难以令人信服。作者在书中指出，明代原始登科名录不全，别的不说，即如洪武十八年榜，《登科录》不传，进士题名碑被明成祖朱棣仆倒，《国朝历科进士题名碑录初集·明洪武至崇祯附》只保存了293名。李周望据方志增补了21名，合计314名。朱保炯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在其增补的基础上，又据方志增补了108名，但仍缺少50名。几位研究明代江西进士总数的学者，没有先去解决这50名缺额，以及增补进士的真伪等问题，就凭《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进行统计，能得出正确的数据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作者就不绕开这一难题，而是深入挖掘和利用第一手科举文献，如《御制大诰三编》《明实录》《登科考》《贡举考》《类姓登科考》《弇山堂别集》《掖垣人鉴》《国榷》等，扎扎实实地对洪武十八年进士一一予以考证，全部考出了该榜472名进士，写成《洪武十八年榜进士考实》，发表在《文献》（2008年第1期）上。窥一斑可见全豹，其他考证不一一举例。这种严谨的考据贯穿全书，是本书的一大亮点。
正是在这样严谨考证的基础上，明代科举研究中的诸多重大问题，如明代贡士并非会试中式者，明代进士榜次和进士总数的确认，洪武十八年榜名单的是非，进士的更名改姓，考籍与乡贯的脱节，官年与实年的差异，等等，都在本书中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其结论令人信服。因此，本书的价值不仅限于考证江西进士，对于推进整个明代科举制度的研究，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本书第二个特点，就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去鉴别江西明代进士因地域流动、姓名变更及字号行用、文献记载的失误、地方行政区划的变动等，造成进士一人变二人、籍贯歧异或张冠李戴等一系列问题。如康熙《江西通志》卷18《选举·进士·明》：“正统丙辰周旋榜 龙文，泰和人，官至侍郎……龙文，兴国人，官至南京工部侍郎。”据《通志》，龙文为二人同榜。《登科考》《国朝历科进士题名碑录初集·明洪武至崇祯附》均作泰和县人，而嘉靖《赣州府志》、天启《赣州府志》，则作兴国县人。作者经过考证，认为龙文为一人，兴国县户籍，移居泰和县登进士。又如天启五年进士张斌，《类姓登科考》有“姚张斌”，《国朝历科进士题名碑录初集·明洪武至崇祯附》有“张斌”，这两者是否同一人呢？作者据崇祯《抚州府志》、雍正《江西通志》，理清了张斌原姓姚，临川人，登进士后复姓姚，但又保留曾改姓，故有双姓“姚张斌”之称，此称确使用于时，见雍正《广西通志》卷68《名宦·明》：“姚张斌，字宪卿，临川人，崇祯八年任苍梧道。”如此精细入微的考证，于当前信手拈引《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国朝历科进士题名碑录初集·明洪武至崇祯附》等二手或常用文献资料进行区域进士研究风气，是重大冲击，也是一个重大突破。
本书第三个特点，是在严谨的史料鉴别与考订基础上，梳理出一份江西明代2719位进士的小传。其工作量至大，其功亦伟。这是一项研究江西明代进士地理分布、科举人物、地方经济与文化的基础性成果，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
作者与我师生相从三年，在完成博士论文之后，我又请他继续参与《中国历代登科总录》子项目《明代登科总录》的研究工作，因此一直保持着联系，关系良好。我对他的学术研究，十分信赖。一方面，他做学问，不好高骛远，能耐得住寂寞，刻苦好学，踏踏实实，严谨细致，一丝不苟。另一方面，他淡泊明志，为人忠实厚道，谦逊坦诚，不沽名钓誉，不搞旁门邪道，与势利之徒更是水火不容，是当代年轻知识分子的一根标杆。我和他在从事《明代登科总录》研究过程中，相互切磋，相互尊重，他重然诺，讲信用，合作得十分愉快。这在大型集体项目的分工合作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品格。
该博士论文在完成之后，因客观原因，迟迟未能出版。今年终于获得了出版机会，我为他高兴。他嘱我为之写序，我欣然命笔，遂写下了以上文字，权为之序。希望读者也能和我一样，分享这一可贵的研究成果，并从中得到为学的启迪。
杭师大特聘教授 浙江大学教授、博导龚延明
2013年1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