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完白山人书艺之东传及其影响
邓琰（1743—1805），字石如，号完白山人，又作顽伯，后以避仁宗讳乃废名而以字行。其先自江西迁安庆府怀宁县之白麟坂，遂安居于此，至山人已十三世。前辈皆潜德未显，故完白少时以家贫未克就学，全恃勤苦之余问字于长老乃自进。稍长，得父木斋公所作四体书及篆作自摹，渐入书艺门径而得为知者所赏，乃遂获交诸藏家名师，浸至大成。泾县包慎伯世臣撰《完白山人传》尝述及石如学书之轨迹云[37]：“……乃好石鼓文、李斯峄山碑、太山刻石、汉开母石阙、敦煌太守碑、苏建《国山》及皇象《天发神谶碑》、李阳冰《城隍庙碑》、《三坟记》，每种临摹各百本。又苦篆体不备，手写《说文解字》二十本，半年而毕。复旁搜三代钟鼎及秦汉瓦当、碑额，以纵其势，博其趣。每日昧爽起，研墨盈盘，至夜分尽墨乃就寝，寒暑不辍。五年，篆书成，乃学汉分，临史晨前后碑、华山碑、白石神君、张迁、潘校官、孔羡、受禅、大飨，各五十本。三年，分书成。山人篆法以二李为宗，而纵横阖辟之妙则得之史籀，稍参隶意，杀锋以取劲折，故字体微方，与秦、汉当额文为尤近。其分书则遒丽醇质，变化不可方物。结体极严整而浑融无迹，盖约峄山、国山之法而为之。故山人自谓：吾篆未及阳冰，而分不减梁鹄……山人移篆分以作今隶，与《瘗鹤铭》、《梁侍中石阙》同法。草书虽纵逸不入晋人，而笔致蕴藉，无五季以来俗气。”故知完白之成就，固不惟天资歧异，夐出伦侪，其力学苦行亦有以助成之尔。
完白生前，即为知音激赏，若亳县梁闻山、歙县金辅之榜、歙县曹近薇文埴、镇洋毕衡沅、诸城刘崇如墉等，均叠声称许，唯恐后人。至于其身后之名，则于生前声威影响所及之外，复多赖同好若包慎伯者为鼓吹延誉矣[38]。道光四年正月，慎伯尝作文论有清书坛云[39]：“平和简静，遒丽天成，曰神品；酝酿无迹，横直相安，曰妙品；逐迹穷源，思力交至，曰能品；楚调自歌，不谬风雅，曰逸品；墨守迹象，雅有门庭，曰佳品……神品一人，邓石如隶及篆书。妙品上一人，邓石如分及真书……能品上七人，释邱山真及行书，宋珏分榜书，傅山草书，姜宸英行书，邓石如草书，刘墉榜书，黄乙生行榜书……”而若完白山人之行书，则为列入逸品上中，推崇不可谓不至，乃遂有“其四体书皆为国朝第一”[40]之美称。[41]
鸡林一地，自曼殊代兴之日，便以“衣冠中华”之嫡脉自居，虽以势屈而终不以满清为是，一以程朱学为宗主，俨然洙泗邹鲁别府。然驯至乾嘉以降，中朝学术浸以大变，流卉所至，海东一隅自不能无所仰承。而中韩学术交流之深度广度至此亦愈见其深，儒学、西学、艺术诸端，皆较前此之引进更渐宏大。完白山人生逢此时，又享大名，故其声名及书艺之东传，便为情理所当然者。
东人于完白书艺之记述，留传并不多见，然辗转传播之际，却难免夸大其词之弊，有“寰球同此凉热”之臆念，以完白之书亦尝风行于海东。究其误会之源起，则全系乎甘泉汪孟慈喜孙所辑《海外墨缘》中所录[42]。其第六则云[43]：“邓顽伯先生篆隶，天下奉以为圭臬，殆无异词。东方亦或有墨拓。至于真迹，不易得。不独篆隶，其楷草又甚奇崛，可与金冬心、郑板桥相上下。张皋文弟兄得其篆隶真髓，亦东人之所深慕。今见张氏家一门，篆势隶法，皆不坠先绪，不胜钦诵。杨莲卿是杨道生之近亲欤？其篆势与张氏家学同出于邓法，又何异也？”稍后之江都李宾嵎祖望曾就此答其弟子辈曰[44]：“顽伯先生书，当在唐以前求之，金冬心、郑板桥书，略有小趣，非其匹也。其论书曰：‘字画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墨，奇趣乃出。’夫计白当墨，则真力弥满，神理横溢纸上。余尝观其篆书兼用隶法，楷书、草书又兼用篆隶之法，指之所运，心之所追，力之所到，故能不随时俗，别饶古泽。闻少时尝游天台、雁荡，沿新安江，遍览黄山三十六峰。逆旅与金殿撰辅之遇，奇其书，因馆于家。时皋文教读于金氏，因受其传，故篆隶能得其法。杨莲卿之篆势，略与孙观察渊如、钮布衣匪石相似，规矩方圆，原不差累黍，而起止结构，绝少神采，岂邓法哉！”观此所录，则东人誉之于前，而邦人则奉之愈力。
海东人士与中朝之交游，究其实际，并非完全平等。邦人以天朝大国上民，多存猎奇之心；东人则自居小邦外臣，多含敬奉之意。故于上邦士人风物，书函往还间，辄屈意作为颂词[45]。于完白之书艺而论，现存又有道光四年朝鲜冬至正使洪羲浩恭题之京江周序培所作顽伯遗照云[46]：“潇洒五岳之游，向平其尚友；奇崛八法之画，阳冰为下尘。曩余读寄白鹤之什，乃今知古松流水间仙真，见守之如觌夫子，宜尔诒翼于后人。”同年十一月二十日，海东金鲁敬作书于完白之子守之云[47]：“尊大人书法苍健古雅，横空排奡，如对正人高士。仆所见近日中朝名书多矣，若其迈古拔俗，一洗姿媚之习，无有如尊公书者。观心画亦可以仿像，平素不胜钦耸，谨已揭之堂中，顿令溪山增辉。残稿剩馥，照映海外，受赐诚大矣。”若此所言，则完白书艺为东人尊仰，似可毫无疑义。
金鲁敬者，字酉堂，尝历任吏曹判书、工曹判书等要职，权高位重，煊赫一时。道光二年冬，充冬至正使入贺，得多结交中朝士人。其时，完白之子守之，亦曾慕名往拜，遂尔得结万里忘年之交。守之初名尚玺，后改传密，完白独子。少孤露，赖阳湖李申耆兆洛长成之。生平落拓颓唐，偃蹇侘傺，怀抱未申，尝客湘乡曾文正幕，能以篆书世其家学。完白手迹之最初东传，即系守之寄赠酉堂乃父手书联语得然。
守之于酉堂实多祈望，一则可见于其道光三年十月十二日致酉堂函中[48]：“乞为先君子墓文，蒙许归后附年使之便寄来。此信到时，想年使已就道，玺惟有敬俟开缄，顶礼加额，东望拜谢，镌之墓侧，传之无穷，使世世子孙感德于不朽也。”再则同函又云：“再乞者，闻东国多六朝唐宋碑刻，愿执事择其尤者，远惠数种来，则不啻自天而降，使中人见所未见，乐何如之，想亦博雅君子之所不靳也。”又道光四年二月有函云[49]：“昨见寄月汀比部《兰溪集》、柳冷斋《渤海考》、《二十一都怀古诗》、《田井纪迹碑》、《弘庆院碑》，玺不胜热衷之至，而无厌之求，终悖于礼，奈何奈何。邓尚玺拜求。”又则为：“令子秋史学士，已久钦仰，既无缘以奉面，妄意欲得其手书一诗一文以惠寄，不知可否？”亦见于上函之内。此三项希求，第二项乃邦人与东人结交中之常态，事实上，守之此一要求其后亦基本得予满足。第一、第三项，今则并无文献记载以证明曾予实现[50]。而第三项中所提及之酉堂令子秋史，则颇有足当言说者。秋史门人闵奎镐《阮堂金公小传》尝记云[51]：“金公正喜，字符春，号阮堂，又号秋史，庆州人也……先是，判书公（鲁敬）使于燕，公随而入，时年二十四。阮阁老元、翁鸿胪方纲，皆当世鸿儒，大名震海内，位且显，不轻与人接，一见公莫逆也。辩论经义，旗鼓当不肯相下。是以阮元撰《经解》，海内诸大家莫之见，而特先寄公抄本也。”安东金宁汉序《阮堂全集》云[52]：“不佞于总角也，闻先辈长德论国朝人物，而以金阮堂先生方诸宋之苏文忠云。稍长，益闻所不闻，兼得其遗集而读之，然后始知其轶世之才华、华国之手与文忠同焉；博闻多识，名满天下者，与文忠同焉；书法之入神、画境之造妙者，与文忠同焉；蚤蒙天眷，历敡华贯，中罹祸故，流窜荒裔，而不以荣枯得丧介其灵台，超然独立于物象之表者，一与文忠无异。”东人南相吉《阮堂全集》识语云[53]：“余尝窃慕金公阮堂所为翰墨，盖其精华溢于辞表，神妙动于墨痕，有足以撼发人之文心雅韵，如非高古出群，其何能异于是哉！”东人申锡禧序阮堂之《覃揅斋诗集》云[54]：“阮堂公诗文故卓然大家，以工书名天下，为其所掩云。余少日借读公诗，始信公之可传者，不第以书名。公之书流照四裔，为中国士大夫坛而尸祝之，鸭东人不肯敛姜芽，是蒲山公不见秦王，藉好之亦矮人观剧耳。”所言皆可窥见阮堂于彼国之地位及影响。而守之所欲与阮堂交接者，亦未始非以阮堂之地位及影响而然。
阮堂家世华贵，人品高洁，复以才高学丰，早岁即享盛誉。又因缘际会，得交中朝硕学，颇得心传口授，遂尔于海东一隅开宗立派，于经学、金石学、书艺诸端均具高名而尤以书艺最为大师，所作脱胎于汉隶，自成一家，号秋史体，迄今仍为朝鲜半岛主要书体。然考其所事诸学之渊源，则莫不出于中土，阮堂尝自述其所尊云[55]：“覃溪云嗜古经，芸台云不肯人云亦云。两公之言，尽吾平生。”可见其尊仰钦服之意。阮堂得之于中朝者綦溪，即其书艺而论，近代韩国书家吴世昌《覃溪墨迹跋》曾以为[56]：“翁覃溪先生笔乃金秋史之所宗，故鸭东人亦寂宝重之。”可窥个中端倪[57]。阮堂于覃溪，一生遵奉莫违，尝语友人云[58]：“紫霞前辈涉万里入中国，瑰景伟观，吾不如其千万亿，而不如见一苏斋老人。”又其《送紫霞入燕十首》之九有云：“三百年来无此翁，石帆亭上闻宗风。”其顶礼膜拜之情，形乎其辞。而于覃溪之书，亦多推崇之语，所作《书古东尚书所藏覃溪正书簇》尝云[59]：“覃溪老人正书，于率更得其圆处，于河南得其隶意，而八万卷金石之气，注于腕下，巍然为书家龙象。由唐人入晋之径路，舍是无二。石庵差可比拟，成亲王以下，皆逊一筹。古东先生以为近日书法之第一，是天下定论。”书学一端，阮堂于覃溪而外，又于诸城刘崇如多所推崇，尝赞云[60]：“石庵书法，亦如诗家之渔洋，天分过人，实难模拟。且未见其真迹，只就其拓本阅过，尤难下手。其行墨与他大异，深得坡公墨法。其停墨处，至有突起如黍珠痕，坡公墨即如此。东人虽行笔而不知行墨，心眼何以及此耶？盖其书法专从坡公来，自辟一门。清以后书家，若何义门、姜西溟、汪退谷、陈香泉诸人，磊落相望，石庵书当为巨擘。有过之者，衍董玄宰以后一人。如欲学得，先于坡书求之为妙，且见真迹然后亦可议到矣。”崇如名墉（1719—1804），乾隆重臣谥文正统勋子，以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终，谥文清。不惟甲门高第、政事文采，睥睨当时，又且称绝书坛，南海康更生有为尝论为[61]：“石庵亦出于董，然力厚思沉，筋摇脉聚。近世行草书作浑厚一路，未有能出石庵之范围者，吾故谓石庵集帖学之成也。”崇如书作，“论者譬之以黄钟、大吕之音，清庙、明堂之器，推为一代书家之冠。盖以其融会历代诸大家书法而自成一家，所谓金声玉振，集群圣之大成也”[62]。然考覃溪、石庵二家，皆以帖学巨擘蜚声海内外者，虽亦多藏碑、读碑之兴味，无非佐考证、助研习而已，于书艺之事，取径实鲜。阮堂步趋覃溪，且于书艺标榜翁、刘二氏，则其趣味自现，不待赘言[63]。固然，以覃溪搜求碑版甚力之故，阮堂于北碑亦尝力推，如其《书赠洪佑衍》言[64]：“书法有南派北派，自索靖以下，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等为北派。今所存北朝诸碑，可按而知之……兰亭一纸，齐梁间未有称之，至唐始大行。然如欧褚，皆从北派而来，虽有临抚《兰亭》诸本，而欧是《欧兰亭》，褚是《褚兰亭》，未知右军茧纸真影果复如何？……今舍北碑，无以言书法。至于我东罗丽来，专习欧碑。本朝以后，安平始以松雪别开门径，一代靡然，而有若成、申诸人，亦不改罗丽旧法……”此则谨述扬州阮伯元之见解[65]，亦可从中窥得覃溪趣味于阮堂之影响。
包世臣尝倡言云[66]：“时都中作篆、分者，皆宗内阁学士翁方纲。阁学以山人不至其门，乃力诋山人，耳食者共和其说，山人顿踬出都。”此事后人言之纷如，要皆出自慎伯此论[67]。阮堂于覃溪，依恋綦深，故于覃溪之一言一行莫不奉为圭臬，而此膜拜之情乃至传及朋辈。覃溪奄化，讣至海东，阮堂友人申紫霞即以诗悼之云[68]：“遽闻骑箕析木边，傍人怪我涕潸然。忽诸古北平乡祀，已失小蓬莱阁仙。佛灭三千大法界，苏亡七百有余年。问津从此渔郎远，奈汝秦碑又汉笺。”此情此恨，想亦为阮堂所感同而身受者。故慎伯所记若确[69]，则阮堂于完白不甚推重自可想见。而尤可论述者，则为阮堂之书学理念亦与完白多有溪壑，阮堂尝云[70]：“隶法非有胸中清高古雅之意，无以出手。胸中清高古雅之意，又非有胸中文字香、书卷气，不能现发于腕下指头，又非如寻常楷书比也。须于胸中，先具文字香、书卷气，为隶法张本，为写隶神诀。”又云[71]：“胸中有五千字，始可以下笔，书品画品，皆超出一等。不然，只俗匠魔界而已耳。”凡此论述，不啻皆为专就完白而发[72]。综上诸端，可知阮堂于完白之书艺并未认同，故所谓完白之书艺得酉堂、阮堂乔梓而播扬于海东之说，实为影响之论。藤冢邻尝云[73]：“已故不久的稻叶君山博士评金秋史的书学云：‘若察秋史极赏张得天、刘石庵等，尚未及邓完白的话，那么金石碑学的知识不如看做是对覃溪的崇拜。’完白书法与阮堂毫无关系之说，显然是轻率的结论。”以今观之，稻叶之说固尚可议，而藤氏之论，则尤为不经。
又有可述者云，金匮钱梅溪泳尝论钱塘梁元颖同书之影响云[74]：“（先生）博学多文，而尤工于书，日得数十纸，求者接踵。至于日本、琉球、朝鲜诸国，兼欲得其片缣以为快。”小横香室主人亦云[75]：“（同书）善书法，远近驰名，日本、朝鲜诸国贡使，争以重价购之。论者谓清中叶善书者，刘石庵相公朴而少姿；王梦楼侍读艳而无骨；翁覃溪抚摹三唐，面目仅存；汪时斋谨守家风，典型犹在。惟公兼数人之长，出入苏、米，笔力纵横，浑如天马行空，汪文端、张文敏后一人而已。”可见其声望之厚。徐仲可珂《清稗类钞》亦尝载东人之钟情所在云[76]：“王梦楼太守文治书名绝大，闻于海外，朝鲜人尝以饼金易其字。当时有谚曰：‘天下三梁，不及江南一王。’其随手所作行书，尤饶天趣。”梦楼名文治（1730—1802），字禹卿，丹徒人，乾隆三十五年一甲三名进士。书学里人笪江上及华亭董思白，又得力于唐人写经，以轻盈秀美、骨格清纤称绝一时，与刘崇如齐名，有“浓墨宰相，淡墨探花”[77]之称。则知当日流誉海外者，多系帖学大家、海内名士，若完白之研习碑学、身居布衣者，类不与矣。
然阮堂于完白亦非全未留意，其《与权彝斋敦仁九》曾赞云[78]：“‘东海循吏’印，自家仲转示，闻是张曜孙所篆云，大有古意，是完白山人嫡传真髓。恨无由多得几颗。从前以刘伯邻为上妙者，尚属第二见矣。”则于完白山人之篆作正自赏异不置，此自与完白创作中不拘一格、自我作古之风貌相关。[79]然考完白生平，篆作一事，并非其自我期许所在，不过聊以遣兴、取值而已[80]，阮堂此赏，若慎伯有知，更当发“宜山人之痛哭于编修与文敏也”[81]之叹矣。
虽然，据包慎伯所记，阮堂与完白之论书又多有切合之处，慎伯尝云[82]：“是年又受法于怀宁邓石如顽伯，曰：‘字画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以其说验六朝人书则悉合。”又云[83]：“顽伯计白当黑之论，即小仲左右如牝牡相得之意。”又云[84]：“用笔之法，见于画之两端，而古人雄厚恣肆，令人断不可企及者，则在画之中截。盖两端出入操纵之故，尚有迹象可寻，其中截之所以丰而不怯、实而不空者，非骨势洞达不能幸致。更有以两端雄肆，而弥使中截空怯者，试取古帖横直画，蒙其两端，而玩其中截，则人人共见矣。中实之妙，武德以后遂难言之。近人邓石如书中截无不员满遒丽，其次刘文清中截近左处亦能洁净充足，此外则并未梦见在也。”又云[85]：“山人作书，皆悬腕双钩，管随指转。”而所谓黄小仲所持笔法则为[86]：“小仲曰：书之道，妙在左右有牝牡相得之致，一字一画之工拙不计也。余学汉分而悟其法，以观晋唐真行，无不合者。其要在执笔，食指须高钩，大指加食指中指之间，使食指如鹅头昂曲者，中指内钩，小指贴名指外拒，如鹅之两掌拨水者。故右军爱鹅，玩其两掌行水之势也，大令亦云飞鸟以爪画地，此最善状指势已。是故执笔欲其近，布指欲其疏，吾子其秘之。”又云[87]：“今小仲之法，引食指加大指之上，置管于食指中节之端，以上节斜钩之，大指以指尖对中指中节拒之，则管当食指节湾，安如置床。大指之骨外突，抑管以向右，食指之骨横逼，挺管以向左，则管定。然后中指以尖钩其阳，名指以爪肉之际距其阴，小指以上节之骨，贴名指之端，五指疏布，各尽其力，则形如握卵，而笔锋始得随指环转，如士卒之从旌麾矣。此古人所谓双钩者也。东坡有言‘执笔无定法，要使虚而宽’，善言此意已。”而秋史亦尝论运笔之法云[88]：“用笔之法，五指疏布四面，置笔食指中节之端，挽而内向，以大指螺纹处抑而向外。中指钩其阳，名指小指距其阴，则指实掌虚，转运便捷。转运之法，食指之骨必横逼，使笔势向左；大指之骨必外鼓，使笔势向右。然后万毫齐力，笔锋乃中。若紧握不运，则力惟在笔，不至于毫，永叔所谓使指运而腕不至，东坡所谓虚而宽者也。横逼之机，在名指甲肉之际；外鼓之妙，在中指刚柔之间。又曰以无名指爪肉之际，揭笔令向上。”可见多有冥合默契之处。然慎伯所言是否可信，则又有可议者，如道州何子贞绍基《书邓完伯先生印册后为守之作》即以为[89]：“余廿岁时始读《说文》，写篆字。侍游山左，厌饫北碑，穷日夜之力悬臂临摹，要使腰股之力悉到指尖，务得生气。每着意作数字，气力为疲苶，自谓得不传之秘。后见石如先生篆分及刻印，惊为先得我心，恨不及与先生相见。而先生书中古劲横逸，前无古人之意，则自谓知之最真……慎翁自谓知先生最深而余不以为然者，先生作书于准平绳直中自出神力，柔毫劲掔，纯用笔心，不使敧斜，备尽转折……北碑方整厚实，惟先生之用笔斗起直落，舍易趋难，使尽气力不离故处者，能得气神髓，篆意草法时到两京境地矣。”子贞以切身之体验驳慎伯之说，当较可信。若此，则慎伯所言之完白笔法是否切实，恐亦在疑似之间，以此为据而云其用笔与阮堂契合，显难孚众。
综上所述，则完白之书确乎早经令子守之传之海东，然东人于书艺之道，向罕成就，唯一书家金阮堂则或出师门喜恶之故，或出自身认知之因，于完白之书艺荃未经意。完白之影响，多出慎伯、更生等宣扬之力，其风行于世，当在道咸之后，遂尔逐渐流布四裔。凡此之前，所谓完白享誉海外之论，疑皆影响之辞。
今按：此文原载《西泠印社》，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