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是的，他们都明白：不是对每个人都提出这样的要求。”格特马诺夫说，并且不指名地说了一位党中央书记严肃对待自己犯错误的儿子的事。谈话气氛忽然一变，大家亲切而随便地谈起儿女们。似乎他们的精神力量的强弱，他们能不能幸福欢乐，都取决于儿女们的脸蛋儿红与不红，儿女们是否从学校里带回好分数，是否能顺利地升级。

加林娜谈起自己的女儿：

“斯维特兰娜在四岁以前身体很不好，老是肠炎，肠炎，折腾得很瘦弱。只有一种偏方能治：吃研碎的新鲜苹果。”

格特马诺夫说：

“今天她在去上学之前对我说：‘班上同学管我和卓娅叫将军女儿。’卓娅却不在乎，笑着说：‘有什么了不起的，将军女儿是很大的光荣！我们班上的元帅女儿才真神气！’”

“你们瞧，”萨盖塔克快活地说，“他们还不满足呢。伊戈尔前几天对我说……第三书记，没什么了不起。有什么好神气的？”

米柯拉本来也可以谈谈自己的孩子的许多好笑和愉快的事，但是他知道，在萨盖塔克谈儿子的机灵和格特马诺夫谈女儿的机灵的时候，他就不应该谈自己孩子的机灵了。

马舒克若有所思地说：

“过去在农村里我们的爹跟孩子们是很随便的。”

“他们总归也是喜欢孩子的。”女主人的弟弟说。

“喜欢当然喜欢，不过也常常打孩子，我挨打挨得厉害，”格特马诺夫说，“我还记得一九一五年我去世的父亲出发去打仗时的情形。他很不简单，干到士官，得过两枚乔治勋章。妈妈为他收拾行装，把包脚布和绒衣装到背包里，又装上煮熟的鸡蛋、面包，我和妹妹躺在床上，看着父亲在黎明时候最后一次在饭桌边坐了一阵子。他给过道里的水缸里挑满了水，劈了不少木柴。妈妈后来常常提起这些事。”

他看了看手表，说：

“噢呀……”

“就是说，明天要走啦？”萨盖塔克说着，站起身来。

“七点钟的飞机。”

“从民航机场走吗？”马舒克问道。

格特马诺夫点了点头。

“这样好些，”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说着，也站起身来，“要不然到军用机场有十五公里呢。”

“既然去当兵，这都算不了什么。”格特马诺夫说。

他们开始告别，又嚷嚷起来，笑起来，还互相拥抱了一阵子，等到客人们穿起大衣，戴上皮帽，来到走廊里，格特马诺夫说：

“当兵的人什么都能习惯，当兵的人可以用烟暖和身子，用锥子刮脸。可是跟孩子们分离，就是当兵的也不能习惯。”

从他的声音，从他脸上的表情，从要走的客人们望着他的那种神情可以看出来，这已经不是说笑话了。

二十二

夜里，格特马诺夫穿了军装，坐在写字台边写信。妻子穿着睡衣坐在他旁边，注视着他的手的移动。他把信折叠起来，说：

“这是给区卫生局长的，如果你需要专门治疗，需要出外就诊，可以找他。具体手续由弟弟给你办，局长只是开介绍信。”

“领取限额物品委托书你写了吗？”妻子问道。

“这用不着，”他说，“你可以打电话找州委办公室主任，最好找普济琴柯本人，他会给办的。”

他把写好的一叠信、委托书、便条检查了一遍，说：

“好，该写的好像都写了。”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

“亲爱的，我真为你担心呀，”妻子说，“你这是去打仗。”

他站起来，随口说：

“你自己多保重，把孩子们照应好。白兰地放到提箱里了吗？”

她说：

“放进去啦，放进去啦。你可记得，两年前也像这样，你天不亮就给我写了不少委托信，然后飞到基斯洛沃斯克去了？”

“现在基斯洛沃斯克被德国人占了。”他说。

格特马诺夫在房里踱了一会儿，听了听，说：“孩子们睡了吗？”

“当然，都睡了。”加林娜说。

他们朝孩子们的房间走去。奇怪的是，这两具又胖又重的身躯在幽暗中挪动起来一点声息也没有。沉睡的孩子们的头在雪白的枕头上显得格外黑。格特马诺夫细心地倾听孩子们的呼吸声。

他用手按住胸口，免得剧烈的心跳声惊醒孩子们。在这幽暗之中，他感到有一股强大而剧烈的感情，犹如利剑穿心，挂念孩子们的将来，按捺不住感伤、焦虑和怜惜。他非常想抱起儿子，抱起两个女儿，吻吻他们睡眼惺忪的脸蛋儿。他感到他的柔情是不能自制的，对儿女的怜爱是压抑不住的，这时候他心慌意乱，站在那里，尴尬，迷惘，浑身无力。

想到他即将担任的新职务，他并不害怕，也不担心。他常常改变工作，很容易找到正确的路线，正确路线也就是总路线。他知道，他在坦克军里也可以奉行这条路线。

可是，在这里，怎么能把钢铁的严厉、坚定，跟毫无规律可循的儿女情统一起来呢？

他回头看了看妻子。她站在那儿，像乡下人那样用手托着腮。她的脸在幽暗中好像瘦了，变年轻了。他们婚后第一次到海滨去，住在海边的“乌克兰疗养院”，那时候她就是这个样子。

小轿车喇叭在窗外轻轻地响了一声，这是州党委的汽车来了。格特马诺夫又转身朝着孩子们，摊开两条手臂，这一动作表示：虽然感情炽烈，但也无可奈何了。

在走廊里，他说过嘱告的话，吻别妻子之后，穿起短皮袄，戴好皮帽，站在那里，等着司机把皮箱拎出来。

“好啦。”他说着，忽然从头上摘下皮帽，走到妻子跟前，把她抱住。在这又一次、最后一次吻别中，就在外面潮湿的冷空气从半开的大门冲进来，同家里的热气混合的时候，就在毛烘烘的熟皮袄毛皮挨到香喷喷的绸睡衣的时候，他们都感觉到，他们那似乎成为一体的生活忽然分开了。他们的心碎了。

二十三

叶尼娅·沙波什尼科娃来到古比雪夫，住在一个德国老太婆家里。德国老太婆燕妮·亨利霍芙娜·亨利逊很久以前在沙波什尼科夫家做过保姆。

叶尼娅从斯大林格勒来到安静的小屋里，跟一个老太婆住在一起，觉得很稀奇；老太婆也一直流露着惊讶不解的表情，没想到一个扎两条小辫儿的小姑娘会变成一个成年的女子。

亨利逊老太婆住的是一间昏暗的小屋，这是过去一个大商人家里的女仆住的房间。现在每个房间里都住着一家人，每个房间都用屏风、布幔、毡毯、沙发靠背分成几个小小的房间，在里面睡觉、吃饭、会客，护士在里面为瘫痪的老头子打针。

一到傍晚时候，厨房里就嗡嗡地响起许多人的声音。

叶尼娅很喜欢这熏黑了屋顶的厨房，很喜欢煤油炉那黑红色的火焰。

一件件衣服晾在绳子上，身穿长衫、棉袄、制服的邻居们在绳子中间穿来穿去，菜刀、柴刀闪闪放光。妇女们弯身在木盆或脸盆里洗衣服，呼出一团团热气。巨大的炉灶从来没有生过火，瓷砖砌的炉壁又冷又白，就像在上个地质年代就熄灭了的火山那覆盖着积雪的山坡。

这座住宅里住着一位上了前线的格鲁吉亚工人的家小，住着一位妇科医生、一位保密工厂的工程师、一位担任配给商店出纳员的单身老妈妈，还有一位在前方牺牲的理发员的遗孀，还有邮政总局的警卫长，在最大的房间里，也就是过去的会客室里，住的是一家门诊所的主任。

这座住宅十分宽大，就像一座城市一样；这里面甚至有自己的疯子，是一个安安静静的疯老头，眼睛像一只小狗的那样温柔善良。

大家住得很拥挤，但是互不往来，而且不太和睦，有时吵几句，有时相安无事，有时互相隐瞒自己的家事，有时又很大方地用大嗓门儿把自家生活中所有的事说给邻居听。

叶尼娅想要描绘这所房子，不是景物，也不是其中一户户邻居，而是这些人在她心中挑起的情感。

这种情感是复杂的，极难表现，就连高明的艺术家也无能为力。人民和国家的强大军事威力，与这黑黑的厨房的穷困、卑琐、飞短流长混在一起；威力无比的钢铁武器，与厨房里的一只只小铁锅、一堆堆土豆皮混在一起，于是便产生了这种情感。

表现这种情感，常常弄得线条不成线条，轮廓不成轮廓，结果变成支离破碎的形象和光点的拼凑，从这种拼凑中看不出任何意义。

亨利逊老奶奶是一个腼腆、和蔼、热心的人。她穿着白领的黑长袍；虽然总是忍饥挨饿，但她的两颊总是红红的。

她在脑海里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一年级学生柳德米拉淘气的事情，记得小玛露霞说的一些可笑的话，还记得两岁的米佳常常戴着围兜跑到餐室里张着小手，喊：“吃唤（饭），吃唤（饭）！”

现在亨利逊老奶奶在一位牙科女医生家里做佣工，照料女医生有病的妈妈，不包住宿。女医生被市卫生局派到区里去了，要五六天才能回来，于是亨利逊晚上在她家里睡，好照应那个不久前中风之后行动不便的老妈妈。

亨利逊老奶奶完全没有财产观念。她常常对叶尼娅说对不起，请她允许自己打开通风小窗，好让她的三色老花猫进出活动。她的主要兴趣和操心事都和老猫有关系，就怕邻居欺负她的猫。

担任车间主任和工程师的邻居德拉金，常常带着不友好的嘲笑神气望着她那皱皱巴巴的脸，望着她像姑娘一样又细又直的身躯，望着她系在黑带子上的夹鼻眼镜。这个平民出身的人感到气愤的是，亨利逊老奶奶依然那样留恋过去，并且常常带着傻笑讲她在革命前怎样带着孩子们乘轿式马车在外面玩儿，怎样陪着太太上威尼斯，上巴黎，上维也纳去。她带大的许多“小家伙”成了邓尼金部下、弗兰格尔部下[75]，都被红军打死了，但是老太婆念念不忘的只是当年小家伙们害猩红热、白喉、结肠炎的情形。

叶尼娅对德拉金说：

“比她更厚道、更老实的人我还没有遇到过呢。您要相信，在这座宅子里，没有比她心眼更好的人了。”

德拉金带着男子汉那种放肆的、毫无顾忌的神气直盯着叶尼娅的眼睛，回答说：

“唱赞美歌吧，燕子，唱吧。沙波什尼科娃同志，为了一块居住的地方，您就卖身投靠德国人啦。”

看样子，亨利逊老奶奶不喜欢健康的孩子。她照应过一个身体十分虚弱的孩子，是一位犹太裔厂长的孩子，她对叶尼娅说得最多的就是这个孩子，还保存着他的练习本、他画的画，每次说到这个安静的小男孩的死，她都要哭一场。

她在沙波什尼科夫家做保姆，是多年以前的事了，但是她还记得所有的小孩子的名字和外号，而且一听说玛露霞已经死了，就哭了起来；她一直在用歪歪扭扭的字体给远在喀山的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写信，但是这封信怎么也写不完。

她对叶尼娅说，革命前她带的孩子，吃早饭常常是一碗很稠的肉汤和一片鹿肉。她常常拿自己的口粮喂猫，管猫叫“我的可爱的银宝贝”。老猫也非常依恋她，尽管是一个阴森而粗暴的畜生，可是一看到老奶奶，立刻就变得快活又温驯。

德拉金常常问她对希特勒是什么态度：“怎么样，您大概很欢迎他吧？”

但是留了个心眼的老奶奶说自己是反法西斯的，并且管希特勒叫吃人魔王。

她是一个很无用的人，不会洗衣服，不会煮饭，要是到商店里去买火柴，售货员必然会在匆忙中把她一个月的糖票或肉票从供应卡上剪去。

现在的孩子完全不像她称作“和平时期”的那时候她带过的孩子。一切都变了，就连玩儿也不一样了。“和平时期”的女孩子们玩的是抛圈儿游戏，用一根根系了带的漆棍儿抛掷橡皮扯铃，玩没什么弹性的彩色皮球，皮球装在白色网兜里。今天的女孩子们打排球，游泳，冬天穿着滑雪裤打冰球，又叫又嚷，吹着口哨。

现在的孩子比亨利逊老奶奶更懂得赡养费、流产，更知道用欺骗的方法得来供应卡，知道那些为别人的妻子从前方带回奶油和罐头的上尉和中校。

叶尼娅很喜欢这位德国老奶奶回忆她的童年时代，回忆她的父亲和哥哥米佳。老奶奶对米佳记得特别清楚，他害过百日咳和白喉，她照料过他。

有一天亨利逊老奶奶说：

“我还记得我一九一七年的最后一家东家。老爷是财政部次长，他在餐室里走来走去，说：‘全完啦，庄园烧掉啦，工厂停工，通货膨胀，金库被抢光。’他们家就像现在你们家一样，一家人都跑散了。老爷、太太、小姐上了瑞士，我带大的孩子去投科尔尼洛夫[76]将军当了志愿军。太太哭着说：‘我们天天在告别，完啦。’”

叶尼娅凄然笑了笑，没有作声。

有一天傍晚，来了一名地段警察，交给亨利逊一张传票。这位德国老奶奶戴上绣了小白花的女帽，嘱托过叶尼娅代她喂猫，就上警察局去了，说是从警察局出来还要去照料牙科医生的妈妈，过一天才能回来。等到叶尼娅下班回来，看到屋子里空空荡荡的，邻居们告诉她，亨利逊老奶奶被警察局抓起来了。

叶尼娅去打听她的情况。警察局里的人告诉她，老奶奶将跟随运送德国人的军用列车上北方去。

过了一天，一名警察和房屋管理员来拿走了被査封的一只篓子，里面装满了破布、发黄的相片和发黄的信件。

叶尼娅找有关部门打听，怎样可以把毛围巾送给老奶奶。有一个人在小窗户里向叶尼娅问道：

“您是什么人，是德国人吗？”

“不是，我是俄罗斯人。”

“那您回家吧。不要乱问。”

“我问的是怎样送毛围巾。”

“您明白不明白？”那人在小窗户里用那样一种低声问道，叶尼娅一听那口气就怕了。

这一天晚上，她听到一些邻居在厨房里说话。他们说的是她。

有一个声音说：

“她的做法总归是不大漂亮。”

另一个声音说：

“可是依我看，她很聪明。先是一只脚插进来，然后向有关部门汇报老太婆的事，把老太婆扫地出门，现在她是房间的主人了。”

有一个男人声音说：

“算什么房间，一点点儿小屋。”

还有一个声音说：

“是呀，这种女人是不会吃亏的，跟这样的女人在一起，是不会不吃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