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人论美国文学

本书立足于谷崎短篇小说，以其短篇小说的艺术研究为对象，以文本细读为基本方法，从谷崎短篇小说的题材处理、心理描写、叙事人称、语言艺术、其他艺术以及对中国现代文坛的艺术影响六个方面，深入、系统地阐述谷崎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质，掲示谷崎短篇小说创作精美的主导艺术风格，展示其“东西结合以东为主”的艺术创作道路，以此呈现谷崎短篇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

无论是杜甫对草堂花木的配置剪裁，抑或白居易富于控制力和驯化感的园林经营，还是苏轼与文人雅致生活融为一体的花木题咏，唐宋诗人在园林植物审美实践中，丰富了中国的美学传统，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美学课题。本书上编考察王维、杜甫、白居易、李德裕、苏轼、晁补之、杨万里等诗人的园林植物书写特色。园林植物在其笔下，既是山林隐逸符号，也是博物认知对象，又是个人收藏珍玩。不同身份的花木，折射出唐宋文人复杂深刻的审美视角。

朱鹤龄是明末清初著名的遗民学者，有六部著作为《四库全书》著录。《杜诗辑注》是一部具有传奇色彩、包含遗民底蕴而又极富学术价值的杜诗注本，与《钱注杜诗》被尊称为“朱注”“钱笺”，是清代杜诗学的奠基作之一，但长期以来人们难睹全貌。其主要优点在于正本清源又广博谨严的考证，故取精用弘，成就斐然，多为仇兆鳌《杜诗详注》采录，古人称其集大成，洵非过誉。

本书立足于对不同词学理论批评专题建构与展开的勾勒分析，努力摒弃以“名家叙论”遮蔽或取代词学理论批评多向度衍展与具体流程的做法，注重考察“承纳”“衍化”“创新”“发展”等环节，并将它们有机地纳入到一个系统中，寻求古今文论之“通”，探讨传统词学之“变”，以期补充民国时期词学研究中的一个短板。

“革命”贯穿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进程，对新诗的产生、传播和接受影响极大。“革命”既是新诗研究的参照物也是研究的对象，但已有的研究成果较多处于传统革命观念的笼罩之下而缺乏超越性，缺少关于新诗革命话语复杂性、丰富性的研究。“革命”之于新诗的意义，一是作为新诗外部处境的革命，二是作为新诗写作核心语汇、表达现代汉诗之普遍性追求的革命，三是作为新诗特征后果的革命。革命话语包括以革命为核心词的一套相关语汇

本书从诗学观念、创作方法和文本构成等诸层面展开，对自然主义文学思潮进行创新性阐释，揭示其在与同时代象征主义和唯美主义文学风尚相互影响、共同存在之文学空间中的“主导性”地位，并指出其对20世纪现代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本书以伍尔夫文本的原创性研读为出发点，研究伍尔夫关于小说创作的非个人化诗学，剖析其关键要素及其相互关联，探究伍尔夫非个人化诗学对莎士比亚等作家非个人化诗学的继承与创新，挖掘其与艾略特等同时代作家非个人化诗学的区别，探讨伍尔夫非个人化创作理念在其小说中的实践，以及分析其对陈染等中国当代女作家的深刻影响。

本书系统论述了近代文化保守主义学术流派的文论成就，梳理了“中体西用派”、国粹派、东方文化派、学衡派、现代新儒家作为学术共同体的谱系，论及文论范畴和命题五十余个，涉及张之洞、沈曾植、陈衍、辜鸿铭、章太炎、刘师培、黄节、黄侃、梁启超、章士钊、吴宓、胡先骕、汤用彤、陈寅恪、熊十力、马一浮、梁漱溟、钱穆、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近现代人物数十位。立论平正，资料翔实，史论结合，为建设中国文学理论与文

“讽喻”是欧美文学史上最具原创性、整体性和延续性的核心概念之一，至今仍广泛运用于文学创作与研究。讽喻传统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彰显着欧美文学的文化底蕴、艺术创新和语言特征。本书系统考察讽喻传统的孕育与起源、发展与兴盛、衰落与复兴，细读《伊利亚特》《奥德赛》《神曲》《鲁滨孙飘流记》《红字》《序曲》《都柏林人》《拍卖第四十九批》等16部经典作品，阐释斐洛、奥古斯丁、柯勒律治、本雅明、保罗·德曼、詹姆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