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识要

文学关注“人”，特别要表现人的“三性”，即：“兽性”“人性”与“神性”。设置“神性”的标准，不是为了达到“神性”，而是为了获得“人性”，不至于处身“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表现“人性”，总是不能离开“神性”的立场；文学是“人学”，总是要有“神学”的参照。这是文学的魅力。本书认为，相对于“启蒙”“革命”“批判”“生存”等现实主义要义，当代中国文学的力量也源自神学精神层面的“博爱”，“博爱现实主义

本书在国内学术界首次较为全面地梳理、探讨了比较文学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之间的辩证关系，不仅精细入微地考察了法国学派实证批评中所蕴含的审美精神，而且稳健扎实地阐析了美国学派审美批评中的实证精神，从理论上澄清了多年来人们对发过比较文学实证方法认识上的误区，客观、公正地揭示了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之间的相容性与共通性，进而有助于全面理解比较文学研究的本质和意义。

本书以对比语言学、语料库翻译学及译者风格研究理论等为基础，采用实证方法对莎士比亚的四部戏剧（《哈姆雷特》《李尔王》《奥赛罗》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粱实秋和朱生豪汉译本的语言特征进行了定量描述和定性对比研究。研究视角包括词汇密度、句长、特色词、高频词等词汇特征以及“被”字句、“是……的”结构等句式、文化意象等。研究充实了以语料库为基础的文本特征和译者作风格描写范式，证明了两位译者的现有风格定论，深

本书的研究对象为1928年至1930年初的“革命文学”论争。全书以每章围绕一两个核心问题展开论述的方式，探讨了“革命文学”论争的主要方面。作者一方面重视域外资源对论争的影响，重点发掘了日本福本主义与新写实主义、俄国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理论、美国辛克莱的艺术宣传论与新人文主义等如何介入论争；另一方面重视史料的发掘与考辨，通过分析相关文本，还原了丰富的历史面貌和心灵轨迹，对“革命文学”论争进行了动态呈现，

认识屈子《楚辞》，有两个要点必须牢记：一是《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所谓“伯庸”乃是楚武王长子，封于夔子国，夔字的促音（入声）就是“屈”或“甲”。伯庸的长子屈瑕由此得姓氏，成为屈氏家族的始祖。二是屈子《楚辞》通过南北两条途径被完整保存下来，北方的途径是汉高祖九年，迁徙楚国的屈、景、昭三族和齐国田氏充实关中，屈子《楚辞》由屈氏家族作为传家之宝传入关中，为贾谊所及见。南方的途径，

本书是对《红楼梦》皙本（又称皙庵旧藏本、郑藏本）进行全面、深入研究的专著，本书也是国内外红学界第一本研究《红楼梦》皙本的专著。本书第一次指出，书中第23回保存着作者曹雪芹所写的《红楼梦》初稿的文字，这一点是作者的新发现，其论据是有说服力的。

本书对中国接受俄国文论过程中发生的照搬、误读、纠偏、阐发等现象进行准确辨析，对其原因进行深层次分析，并对中国接受俄国文论的得失进行论证，认为中国对俄国文论的接受既促进了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也助长了中国文论中工具论的增长，从而为当前中国文论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同时，本书还对中国接受俄国文论资料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完成了中国接受俄国文论的年表工作。

宋代科举制度的发展促进了庶族地主阶层的兴起，百姓的地位悄然改变，进入“平民发展”的时代。普通百姓的民俗生活日益受到广泛关注，民俗诗歌兴盛于宋成为一个突出的文学现象。而在古代文学研究中，文学与民俗的交叉则是一个具有诱人发展空间的研究视角。民俗学研究者往往用民俗学的眼光去观照诗歌中呈现出的民俗事象、民俗观念等。本书不同于这类研究方式，而是以文学为本位，研究宋代民俗诗歌自身的特点以及宋代诗人自己如何以所

本书以敏锐的学术眼光捕捉到常为爱伦坡小说研究者忽略的语义逻辑问题，在确定了坡的小说逻辑诗学这一基本框架之后，分别围绕“文学与控制论”“视差与表层阅读”“文类能量与进化”“语言游戏与语义增殖”“新媒介与秘密写作”“文学与仪式”以及“双重束缚与替身结构”等七个层面对坡的小说加以重新阐释，凸显其寓意赖以发生的逻辑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