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词博物馆：欧美跨艺术诗学研究

本著将1920年至1949年的中国新文学史书写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20年代是文学革命的合法性论证及“五四”文学历史化时期，20世纪30年代是重评“五四”文学与革命文学历史化时期，20世纪40年代是再评“五四”文学与抗战文学历史化时期。这三个时期既经历了中国新文学史书写的发生，又造成了“五四”文学、革命文学、抗战文学等不同时代文学的依次历史化。中国新文学史书写得以不断添加层累的同时，不同知识范型相

本书是一部记录作者文学研究生涯的著作，概论篇从创造社的异军突起、创造社的分期以及创造社从鼓励多元发展到独尊普罗文学的文艺思想入手，谈了创造社的历史，创造社的分期和创造社的文艺思想的有关争议以及创造社的创作活动等；郭沫若篇包括有关郭沫若研究著作的前言、编后，以及郭沫若名诗鉴赏、对郭沫若作品的具体研究以及研究郭沫若应采取的立场态度等问题；其他作家篇涉及创造社元老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等人，从其作品以及

吉川幸次郎的中国学研究生涯可分为经学时代、元曲时代和杜甫或杜诗时代，他的元曲研究和杜甫研究是在他的经学基础之上展开的。本书以吉川幸次郎的元杂剧研究和杜甫研究为重点，梳理了他的元杂剧研究和杜甫研究的特色，旨在研究他如何剖析元朝的时代风气和元朝人文学伦理的转换对元杂剧兴衰及文学性格的影响，以及他如何试图将杜甫作为典型来探讨文学的尊严；同时本书试图以其师狩野直喜的教诲和黄侃给予的启示，还有吉川幸次郎自己

全书分四编，第一编，编剧学科论。著者作为编剧学新学科创建人，就此话题展开论述自有独到见解。第二编，编剧道法论。著者结合自己丰富的戏剧创作实践，所述编剧理论与技法具有可操作性。第三编，编剧教学论。著者长期从事编剧教学，创立“百·千？万”字编剧工作坊有一定影响，所述观点与方法具有科学性、实践性与指导性。第四编，编剧批评论。著者针对当下戏剧界的众多病态发声，许多文章在《人民日报》《文艺报》《解放日报》《

本书研究中国新诗传播接受与经典化，既梳理中国新诗传播接受之历史，以文献呈现新诗传播接受之特点，又深入论证传播接受与经典化之关系；既研究新诗批评和选本塑造经典之特点，又对新诗史著作叙述、指认新诗经典的历史过程进行梳理、论证，由此总结新诗经典化特点、规律，反思新诗创作。本书历史梳理与理论思考相结合，是该领域重要专著。

具体内容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文学：审美与历史视域》，主要围绕文学的“审美”与“历史”展开论述，文学之所以未曾被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各个学科覆盖，“审美”的存在无疑是一个重要理由。而强烈的审美愉悦诉诸感性，但审美经验不仅是几件艺术作品带来的心理潮汐，而且可能转换为另一种历史认知。当然，所谓的历史认知包含不同的视角与观念。审美的介入就是与这些视角与观念形成积极的对话，这个对话过程就是一

叙事人称是叙事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第一人称复数“我们”是小说叙事中较为少见的一种叙事人称，具有非自然性、非常见性、非可靠性等特征。近十年来，西方叙事学界基于西方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展开了积极的探讨，其中尤里·马格林、苏珊·S.兰瑟、布莱恩·理查森、阿米特·马库斯等人的研究成果尤为突出。中国现当代小说中同样也存在着这种叙事人称。梳理中国近百年来文学场域中的人称使用情况可以发现：诗歌与

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引发了乡村的巨大震荡，乡村变革随即面临一系列难题，而中国的脊梁人物——乡村建设的先贤梁漱溟、费孝通和卢作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自觉地投身这一历史巨变的过程。他们带着“中国向何处去”的总论题，积极地探索中国乡村的出路。在这一脉络中，赵树理占据了不容忽视的位置。本书要讨论的是，虽然赵树理的声名主要来自他的文学成就，但作为中国乡村问题持久的关注者、参与者，其同样具

值此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黄金时机，我们渴望为晋东南文学研究增添新气象。晋东南地区的文学创作如同新时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一样迅猛，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局面，不仅涌现出了报告文学家赵瑜先生、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葛水平女士等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家，他们用自己的才华书写着晋东南地区的风土人情、自己童年青年的记忆和对当下生活的体验，而且在当地始终有一批在本地享有盛名的作家，诸如郭俊民、刘潞生、索鹏祥、聂尔、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