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的根源（伯林文集）

在古代文明世界中，印度和中国一样，是当之无愧的文学大国。它产生了印欧语系最古老的诗歌总集，宏伟的两大史诗，丰富的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精美的抒情诗、叙事诗、戏剧和小说，以及独树一帜的文学理论体系。本书概述自公元前十五世纪至公元十二世纪的印度古代文学，即吠陀时期、史诗时期和古典梵语文学时期的文学。其中，梵语文学是主流，也包括巴利语和俗语文学。

本书以生态批评方法解读印度文学经典，既有对印度生态文明与生态文学的总体研究，也有对吠陀、两大史诗、佛本生故事等印度文学经典作品和迦梨陀娑、泰戈尔、普列姆昌德等印度经典作家的生态主义解读。全书总体研究与个体研究相结合，总体研究主要从总体上梳理和把握印度文明的生态主义特质及其对印度文学的影响；个体研究通过文本细读，对印度文学经典中蕴涵的生态智慧进行细致分析和深入挖掘。

本书是作者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国际汉学、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几十年来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的一个选集。全书分“古代文学史论”“古典·红学探谜”“古典·聊斋撷英”“海外汉学·汉文学史论”凡4个部分、1个附篇，共25篇。“古代文学史论”6篇，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史宏观层面上的一些纵向的或断代的重要专题的研究；“古典·红学探谜”6篇和“古典·聊斋撷英”6篇，是对作为世界汉学“显学”的红学即曹雪芹和《红楼梦》研

一般叙述学的叙述定义、基本概念框架与理论建构，需突破经典叙述学的“语言、尤其文字中心主义”的视野局限，其“文字中心主义”可追溯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对戏剧（模仿）与叙述的区分。其实，无论小说还是戏剧，都属于故事。古希腊早期文化中的故事观念无媒介限制，且与叙述近乎同义，人类的早期故事形态，也多以口述、仪式表演等形式展开，其原生口语文化形态下的演述模式也在后来的文字叙述中留下踪迹。叙述早已积淀为一种经验

当代中国诗歌70年的历史进程，如果以价值建构和史实面貌特征为标准，应划分为“社会主义时期”（1949—1976）、“社会主义调整期”（1977—1991）和“后社会主义时期”（1992—2019）三个阶段。它们有前后传承的历史关联，也表现出文学自身的独特性。传统的诗歌批评史通常采用“以史带论”的史学观和分析模式，这种模式当然有历史感和说服力，但也容易抑制小说批评史的独特性，尤其容易忽视批评的主体性

本书立足于问题意识，以西方艺术史上的代表性艺术家和经典艺术现象为线索进行章节建构。本书每一章聚焦一个艺术家或一种艺术现象，试图基于古典到当下的西方艺术史实践来探讨图像的叙事建构及其话语隐喻。本书关注三个关键词：图像表征、叙事建构、话语隐喻。“图像表征”是现象层面的考察，也是本书的个案支撑。“叙事建构”是现象的深层学理剖析。“话语隐喻”研究图像叙事背后的社会文化、审美观念和意识形态话语。本书引入艺术

本书截取新中国十七年这一段，通过细致梳理和分析大量文献，考察外国文学经典、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与中国古代文学经典批评的核心问题，揭示具体历史语境中批评观念的本质特征、表现形态、内在逻辑、演变轨迹，廓清文学批评范式转移的发展过程。既考虑到问题之间的历史与逻辑联系，又体现某一问题所包含的历史内容与思想深度，追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现代性追求的精神脉络。

本书旨在对在华俄侨作家创作中的“中国韵味”和“中国色彩”做出整体考察，揭示“在华俄侨作家的中国书写”这一文学现象所展现的独特的精神内涵，从而进一步认识在华俄侨文学所蕴含的丰富而多彩的时代风貌。全书重点剖析了俄侨作家复杂的文化心态，从中国自然与民俗、中国城市、中国人三个层面分析了俄侨作家的中国书写的具体表现，探讨了俄侨作家与中国文化精神的内在联系，最终认识到：在华俄侨作家的中国书写是特殊时代背景下的

桐城派作为清代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散文派别与清代学术发展有着密切关系。这种关系表现在：第一，作为清代理学中坚的桐城派在发展轨迹上与清代理学存在相似性；第二，它与清代汉学之间存在既相争又兼容的复杂关系。桐城派在有清一朝居于学术正统的地位，清朝灭亡后又被斥为“谬种”。这种学术及政治地位上的大起大落使桐城派具有了学术研究上的典型意义，对桐城派学术思想流变的梳理，不仅有助于对中国近代学术思想流变的认识，也